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十三）

陈小雅

第十四章 毛泽东“金案”全景

事后，有一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调查记》，对“二八事件”前后各方的责任状况，作了一个梳理，其中透露的“章谭拨一万元接济款”内幕，实为难得。既说明了萧子升事前蒙冤的原由，也为日后的毛泽东表白自己“拿出一半”接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事，留下一个历史的旁注。当然，因为毛的这一“截留”，事后，谭不得不再加拨“一万”元，以作“二八事件”的善后。这样，章士钊所说，谭总共拿了“三万元”，也就有了最后的交待。

知情人留书藏“天机”

鉴于此文的重要历史价值，摘录于此，以供参照：

中国学生向外发展之速，未有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甚者，然两年以来，学生以环境之变迁，工学俱难，徒效穷途之哭。政府自给不暇，置诸不问不闻。其在野之名宿，或则徘徊观望，或竟妄肆批评。行见数千学子，无以善其后。其实在国外者，多未尽情调查报告，援助者自然措置无方。今人数众多之四川、广东，均已完全解决，其他如山西、山东、云南等省，皆早由各该省政府补费维持，其他各省亦以人少易于为力，电允接济，仅湖南人数最多，而学生团结力薄弱，以致毫无呼助之声，情愿束手待毙。兹闻湖南对于留法学子多所规画维持，特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历略调查，以供垂青睐者之一助。

学生来法之原因：

一，由于湖南学生性质之相合也。湖南学生多具远大之志趣，有即知即行不顾危险之性。故来法学生，前一节几完（全）为湖南学生，近亦以湖南为最多。湖南贫于四川、广东，又无教育会及省政府之号召（四川、广东皆有教育会协助并设有留法预备学校），完（全）由学生自勤，非学生性情相合，曷克臻此。

二，由于华法教育会之倡助也。华法教育会以大战以远，为勤工俭学之绝好机会，故大声疾呼，且于保定设预备班，于北京设专修馆，于长辛店设实习部。湖南学生之赴法者，半出于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因故未来者犹不知凡几）。其他学生亦受有教育会介绍协助始得成行（今论者恒以此为教育会罪，其实亦非始料所及，且学生外出求学，造就甚多，教育会固有功无过耳），他如船价之特减，到法之招待，皆赖教育会之助。

三，由于公款之维助也。其在京、津、保之学生，始则借杨、熊、范诸公之力，得由侨工局借款维持，继则赖熊、范二公之拨借米盐公款（每人四百元），始有川资赴法。其在法者，首则由谭章拔一万元接济，后由谭省长拨寄万元，他如聂云台先生私人接济者亦多。助于先所以奖助出者，助于后足以引功来者，故人数自众。

……

学生来法之经过……（略）

学生在法最近之情形：学生勤工，原为俭学之一种手续，工不可求，遑言俭学，以素无工作技能之学生，处于工业销路阻滞工厂退工裁工之时期，求学徒则工厂不甚愿意，苦役而学生又不甘心，欲学生觅工之不困难也，盖亦难矣。而教育会对于已到者既多不使之习技能工作，对于欲来者仍漫无限制，故愈集愈多，而勤工俭学之问题愈难解决。始则学生与教育会争执冲突，继则受维持者愈多，而筹划者愈窘，卒有十年二月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之事发见。教育会用人不当力竭声嘶，学生遂不得不转求政府。自北政府遣送回国办法宣布后，学生乃力求公使，公使不得已负维持三月至六月底之责，以后则由中法政府及各人所组织之委员会接济。惟公使与委员会皆不能为学生觅工（仅苦工），苦工又非学生所愿，其所供给学生之费，已与送入学校等，然又申明费用不能代领，致学生不能离巴，工学俱无，志气堕落，且半年来工资日减，学生出厂者尤多，湖南学生之来厂者，近且不满百人耳。最近委员会有送学生入校之意，然延不宣布，有谓其须由中国政府允给百万方始行定要者，有谓须俟大借款成立者，然学生反对借款之声日高，所望以接济者仍在各省政府耳。

附：个人对于请求援助之意见

……（略）

……近日以来学生疾病（十余人）死亡（三人）、皆全系各地方官施诊施葬，并棺材而无之。公使馆委员会教育会之对待学生，可以概见。故望省政府及教育会成美会诸公早定津贴办法，将款项寄归湖南留法学生会（本日成立）分配，以为一省单独之解决，实无别法。

那么，这篇文章，有可能是谁写的呢？

——从其对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内在驱动原因看，作者很了解本书前述蔡和森的“人灾”战略的底片；从其对留法勤工俭学筹款状况的交待之详细来看，他显然是参与这个组织活动的人；

——从其对湖南勤工俭学生生活及心理状况（包括“内部不团结”）的了解来看，他显然是其中的一员，很可能还是这种“不团结”的受害者；

——从其对华法教育会前期工作的褒多贬少，而对其后期工作的贬多褒少来看，他与教育会前期的工作似有密切关系；

——从其对于“二八事件”中政府、勤工俭学组织团体和学生各方利益、困难的中正持平态度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参加了华法教育会组织工作的学生；

——从其对于湖南当局的期待来看，他对于这个事业仍怀有期望或和富有责任心；

——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于巴黎学生既乞求政府资助又反对借款的运动，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立场，并有详于前而略于后的迹象，说明他当时可能不在法国；

——最重要的是，他对“章谭”前后几笔助款的内幕，十分了解，说明他很可能在这前后就在国内活动……

根据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此文作者可能就是萧子升——萧瑜。他不仅能满足上述所有条件，而且，他非常会写，是湖南《大公报》的老资格撰述员。他1920年10月回国后，1921年3月曾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们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处。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他回忆道：

“从3月到7月，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我们似乎是越谈越崩。然而彼此仍以老朋友相待，都希望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

新民学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会员也不研究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政治体制，但很多成员出席C.Y.（共青团）的秘密会议，C.Y.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尽头。我在长沙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过，会员们仍热烈欢迎我。我与好几个会员多次亲切叙谈。很明显，毛泽东不喜欢这样。……”[1]

那年7月，萧子升与毛泽东同在上海，二人在嘉兴南湖会议（中共“一大”闭幕会）后，还一同游览了杭州西湖。此后二人同道返沪，萧去了北京，毛则回到湖南。故此，他对于彭璜的变故、毛泽东发呆的原因，很可能都是个知情人。

此文署的是笔名“笃余”，可能是“萧瑜独家报道”的意思。写作时间是1921年8月6日，正好是他与毛泽东在沪分手以后。注明是“寄自巴黎”，很可能是为了隐蔽身份。也不排除，作者实际上是要告诉毛泽东，“章谭捐款”事，在巴黎也有知情人，靠谣言，是不能瞒天过海的。

该文连载发表于1921年10月9至17日的湖南《大公报》。对照这个时间，毛泽东当时有一些什么动作呢？

第一件事情，是10月10日，毛泽东租下清水塘的房屋，作为中共湘区支部的秘密活动地点，并公开在这里与杨开慧同居。此后，在整个10月中旬，他都离开了长沙，溯湘江而上，到衡阳去发展党组织了。也就是说，自笃余文章刊出后，他就离开了长沙。

我们无法断定，毛的这次出行，与笃余文章发表的时间，是否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既然他有“截留私用”的事情存在，或者是意识到那笔钱的政治贿赂意义，对于这样披露内情的文章，应该不会是无动于衷的。

“金案”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本书的开头，曾提出“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父亲的吝啬，毛氏父子关系的紧张，造成了毛泽东的经济困境；在得不到家庭救济的情况下，毛泽东另谋“发财之道”，由此走上的一条“不归路”——即杀死“父党”，玷污了“母党”的理想——之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命运”这个东西存在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宿命”。

但是，并非所有与父亲关系紧张、得不到家庭救济的孩子，都会成为一名“父党”的杀手，毛泽东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与他少年时代过多地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熏陶，把“杀富济贫”作为一种“天理”来接受，是分不开的。正是在中国数千年政治历史中有这种树大根深的“造反有理”传统，经毛泽东之手，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才能使一种个人的行为倾向，变为亿万人的选择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在毛泽东的启蒙时代，有什么东西是决定其思想根芽的生长方向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是《水浒》。这一点，我在《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已辟有专章讨论。

然而，同样，并非所有喜爱《水浒》，认同“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都能够跨越几千年社会形成的道德樊篱，在彻底铲除传统和泯灭人性的道路上，走得如毛泽东那么远，把事情做得那么大，从而也把自己否定得那么彻底。毛泽东之所以会成为那些不幸的人们中的最不幸者，与他离开家庭和学校，踏入社会之际，一件留下人生刻痕的事情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哪一件事情对于他的人生道路、社会理想和人格塑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呢？通过本书的探讨和追溯，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件事，就是毛泽东的“第一桶金”。

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环境制约，也受强化作用的影响。在毛的“金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们挖空心思地搞钱，本是由“贫困 求学欲望 勤工俭学运动机遇”这三个客观环境与客观条件所制约和引起的，但是，由于行为人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的手段，并爆得大利，这件事反过来会加强行为人对于类似路径——用不正当手段获利途径——的依赖。依据历史的辩证法“不革命即是罪犯”的原理，这类活动的“非常”性质，必然使行为人将自己从当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疏离出来，成为“职业革命家”。反过来，依据“革命伦理”，这种“非常”行为不仅不受谴责，反而会被视为“革命性”的佐证，这不仅使行为人可以免受良心的鞭笞和传统道德的责罚，相反，可以给他以“新道德”的支撑。由此循环往复，行为人必然由开始的“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到后来的“鋌而走险”，终至在这条道路上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永不回头。

此时，重温恩格斯引用雅典“梭伦改革”的事例，对于“革命”所作的定义，我们无疑会获得了更深刻的感受：

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2]

具体来说，毛泽东的“第一桶金”，究竟对毛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简言之，这是毛泽东从觊觎“小口袋”转向“大口袋”的开始。它奠定了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基础。在《中国“牛仔”》中，笔者曾将经济不发达社会中的个体农业、手工业或小规模商业所创造的剩余利润比喻为“小口袋”，将大工业资本和国家资本所创造的利润比喻为“大口袋”。《水浒》中“梁山好汉”式的打家劫舍，其目标无非是一些“小口袋”，而近代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则是把矛头指向了“大口袋”。从毛泽东的道路来看，他从觊觎父亲的“口袋”、依靠表哥的“钱袋”，到谋求分享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款、地方赋税，不过是他转向国库的第一步而已。

文化学研究显示：从一个孤立的观念，到一种“文化”的形成，有三个必备的要素，其一是实践，其二是成功，其三是积累。一个信条、一种规则，如果不被实践，不让人们尝到甜头（而是只留下失败和痛苦的记忆），从而被屡次尝试，形成习惯，它就会在人脑的记忆中被设为禁区、亮出“黄牌”，而成为“文化传统”中被摒弃的一部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们以后政治文化的特征，初次得手所获得的巨大效益，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个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就是学会了“走捷径”。两万或三万银圆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老老实实做事的人，要通过多少努力才能积累这笔资金？据Short估计，像毛泽东父亲那样成功的经营者，包括他的全家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所能挣得的不过只有百十来块银圆。他老人家终其一生——活了四十九岁，当过兵、种过田、贩运过大米、生猪，放过高利贷，在小县城的商号里还有股份，但总计财产不过两千或三千银圆。[3]如果像父亲那样干，毛泽东岂不是要干上十辈子，才能见到他一次就到手的数目！？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经济上的“走捷径”，很快地就变为一种政治上走“捷径”的选择——革命。而革命的结果——取得政权，反过来又是一种获得经济利益的“捷径”。只不过，在层层意识形态外衣的包裹下，那个“盗”字被当作谜底得到了很好的掩藏。

第三个重大影响，就是搞“群众运动”。正如一位著名毛泽东研究者所总结的那样：为要出人头地，干大事业，就要敢于有“冒大险，犯大难”的气魄！同时还要有“新思路”……

显然，利用留法勤工俭学筹款，给青年毛泽东带来了初尝“禁果”的巨大喜悦。虽然这是一条引导其事业走向“胜利”之路，但是同时也是一条引导其道德走向“堕落”之路。这也是我们理解，经过三十年的血雨腥风、生死格斗，终于登临政治的顶峰后的毛，仍然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并不得不从私人“稿费”中拿出钱来偿还章士钊，并一手栽培他的女儿的原因。作为一种自我的道德救赎，可见这件事一直折磨着他的良心！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pz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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