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一）

陈小雅

“岳父”意中的女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杨昌济这个人来一番介绍：

杨昌济，1871年（清同治十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因世居板仓，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清朝的“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县学毕业生）。杨万英没有做过官，一直在家乡以授徒为业。杨昌济的父亲名叫杨书祥，母亲为向氏。向家也是读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杨昌济这一代。

杨昌济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十七岁的时候，他与舅父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向振熙结婚。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投身了当时风动朝野的“维新变法”运动，与当时湖南的著名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有密切交往。1898年，他与向振熙生下长子杨开智，1901年生下女儿杨开慧。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杨昌济只能继承父业，以教书育人作为理想寄托与谋生手段，用薪俸维持家人和亲友的生活。1903年，杨昌济加入了中国第一波民间留学的潮流，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弘文学院。临出国前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赴异邦，仍心怀中华。

和杨昌济一起赴日的湖南留学生有三十多人，著名的辛亥时期人物，如陈天华、刘揆一、李傥均在其中。因为杨昌济年龄最大，而且学识渊博，大家对他十分尊敬，虽然年纪轻轻，就被称为“怀翁”。他相信“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古训，每当假日，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丰富阅历，陶冶情趣。这一嗜好，后来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弘文学院结业后，杨昌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修业期限为四年。不久，清政府派员留学欧洲，杨昌济被推荐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他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章士钊亦在该校学习。在伦理学方面，他对于英国人的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等种种主义，进行了考察，并作了中外古今的对比研究。同时还调查了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习俗，都加注意，俾资借鉴。1912年，杨昌济在阿伯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又前往德国考察教育，旁及政治法律等专业，历时九个月。在他的《达化斋日记》中，还记述了他参观波茨坦离宫时听说的一个故事：德皇威廉一世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了一个磨房。磨房主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这件事让杨昌济大为感慨。他写道：“西方人尊重法律，而不屈服于权势能做出这种事情，是我们东洋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啊！”

在德国考察约一年后，杨昌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沙。开始，湖南都督谭延闿聘请他出任省教育司长，杨昌济没有应聘。以后，湖南省实行教育改革，将岳麓高等学堂改为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将清末的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杨昌济收到了第四师范等好几所学校的聘书，于是重操旧业，开始了他献身师范教育的后半生。这时，结束了在长沙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四师。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统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昌济又得到了在第一师范修身教员这个职位，开有逻辑、哲学、教育学等课程。毛泽东也就在此时成为了他的学生。

据杨昌济当年的学生舒新城说：“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是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姻，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1]

在为人的楷模方面，杨昌济心目中的最大偶像是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其实践曾氏所提倡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平”的孔孟道德教诲。正如他的学生毛泽东所说，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杨昌济对曾国藩的推崇，对毛泽东的影响极大。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还有他的教育主张。如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反对“偏于智育”、课程太多，推崇“劳动神圣”，提倡自修、半工半读，后来所谓“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实际上都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思想。

1918年夏天，湖南经历兵祸，士兵甚至住进了一师校园，学校无法继续开课。适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杨欣然愿往，因而出任北大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并举家迁往北京。

到北京后，杨昌济并没有让女儿入学，而是自己在家亲自传授。但对于唯一女儿的婚事，父亲并非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杨昌济很注意女儿的婚事，并亲自为她寻觅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他不仅有意向，而且还托人进行过试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前书中提到的，新民学会总干事，1915年曾与毛泽东同游五县的萧子升。但遗憾的是，当时的萧，已经有了家室。并且，在萧子升那里，也从来没有对开慧发生过超出兄长的感情。

请看他晚年所写的一段关于杨开慧的文字：

杨先生有一儿一女，……开慧是妹妹。她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长相有点像父亲，眼睛不太大，眼眶深眍。但她的皮肤却很白皙，全然没有继承父亲那样的黧黑。1912年我初见她时，她才11岁……

从那年起，我和雄光楚、陈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去拜访杨先生，谈学习情况，我们共进午餐，然后返校。吃饭的时候，开慧和她妈妈也加入我们。她们进来时，我们谁也不说话，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整整两年，我们都是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当然，我们并没有忘记别人的存在，谁也不可能表现得旁若无人。

……我们提议每次去的时候都交一点伙食费，杨先生说，如果我们愿意那样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些外国大学也有这种做法，但是只许我们象征性地给一点钱。

……1930年，我在南京惊闻湖南省政府要逮捕开慧，因为他丈夫毛泽东是共产党员。我竭尽所能试图营救她，我给许多要人致电、致函，都无济于事。

1936年，我第三次侨居巴黎。老友熊光楚来探访。我很自然地追忆起在学校念书的旧日时光，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认为开慧死得惨，对杨先生一家的遭遇深表同情。[2]

毛泽东1918年第一次赴京，是接到蔡和森从北京发来的信才作此行的。蔡和森在1918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也的确写了“师颇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这样的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成为了杨昌济意中的未来女婿。蔡和森写出这些话，并不是杨昌济主动向蔡和森表示的，而是在蔡将毛的情况“与杨师详切言之”的结果。[3]接到蔡的信后，毛似乎还有点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信追问，遗憾的是，蔡在其7月24日的复信中居然没有作任何回答。[4]直到8月21日再次给毛复信时，他才在信的末尾提到一句：“至现在情形，杨师自是喜兄来寓”。[5]他的这种态度和口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是不是为了把毛泽东等人诳到北京，以便人多势众，而假托了杨师的口气。关于蔡和森的品性，我们在后文还要具体谈到，这里只说当日毛泽东接信后，果真做出了一些非常的行动，其中之一，就是抛下生病的母亲，毅然做出了他的第一次“远游”。

第二个非常行动，便是毛泽东到北京后，直接奔向杨昌济在鼓楼豆腐池的家中，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当时，为了在京城办事方便，各地在北京都设有会馆，就像今日地方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一样，既有义务接待公干的人员，也对求学和经商的同乡开放。和毛同到北京的共有24人，大家都分散住进了几个湖南会馆。只有毛直接住进了昔日老师的家中。但出乎意料的是，杨并没有把他当作特邀的客人对待，而是让他与下人一起，住在院子大门旁的门房里。对此，当年常光顾杨寓的梁漱溟曾有回忆：

在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6]

由于各地会馆散居在城外各处，距离城中心的北京大学较远，进城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赴京的会友们在城内寻找住处。他们在紧挨着沙滩北京大学宿舍的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吉安所找到了一处房屋。

“吉安”在清朝时叫做“梓宫”，是皇帝停放棺材的地方。等陵墓修好了以后，再把棺材运进去。这个地方很大，有宫殿，有住房，清朝灭亡后，那里逐渐荒废，除了往日看守梓宫的旧人及其后代，几乎无人居住。除了做小买卖，他们大多数都经营起别的行业，有的就“废物”利用——经营起了房屋出租事业，当然房租也是极便宜的。于是，湖南赴京留法勤工俭学的一行人找到了这里。这里出租的是三间房屋，其中两间正屋，一间房内是一张大炕，另一间是起居室，还有一间是厨房。他们起初是在外面吃馆子，后来感觉花费太大，就学着自己起火。北京很少大米，他们只有学做面食。以后，房东和一个卖水的人看不下去，就来帮他们做饭，与他们同吃，不收工钱。

天气无情地渐渐冷了起来，接踵而来的是冰天雪地。但也就在这时，毛泽东也从杨家搬了出来。按照毛泽东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每次我想翻身的时候，都要预先警告睡在我两边的人。

北京的消费比长沙贵得多。买煤烧炕已足以掏尽腰包，每人买一件大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北京的严寒。[7]

许多毛研专家想当然地认为，毛的“搬家”是为了与留法勤工俭学同学联系方便。其实，当时的毛很少与会友一起活动。因为到京的会友，不久就被安排到各个留学“预备班”中去学习了，而毛在京的活动，很大一部分是到大学听课，寻找与名人交流的机会。后来，经杨昌济介绍，还找到了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并且，他曾对斯诺坦言：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鼓楼豆腐池胡同到沙滩的北京大学，三眼井胡同是上下班的必经之地。所以，毛住在杨家并不影响与会友的联系。如果在杨家住得舒心，不论从省钱还是恋爱的角度考虑，他是完全可以在那里继续住下去的。

可以想象的是，毛此次背着得病的母亲来京求财和谋职，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的。也许是他遭受的待遇，与他的期盼形成了巨大反差，才导致了他的“出走”。我们同样可以想见的是，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敏感青年，毛更愿意接受肉体上的挑战，而不能容忍来自精神上的轻视。

显然，杨家并没有看上毛泽东。

通过对毛泽东与杨家关系及其伦理学读书笔记的研究，笔者认为，杨家没有看上毛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品性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其二，是政治上的激进倾向；其三，是经济上的伸手派。

先看第一点：品性中的“极端利己主义”

在毛泽东的伦理学作业《心之力》[8]中，在做人的“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等问题上，作者曾流露过这样的思想：

吾于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之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9]

（白话译文：我对伦理学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是个人主义，即人的一切生存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成全个人（的欲望或理想）；而人类所持的道德观，无非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我们表示同情别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替别人谋幸福，而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因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10]

（白话译文：人的精神活动的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所谓的“感情”，一个是所谓的“意志”。譬如，我所亲爱的人，我自然不能忘情于她，我想要救她，我就会尽自己的力量去救，在感情激烈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使亲爱的人去死。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意志满足，通体舒畅。古今的所谓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都不过是在为实现一己的情感与意志而奋斗罢了。人们把道德与否的标准，设为是否以他人的利害为动机，我以为这是不科学的……我们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事，凭自己的良心指引道路，自然就是宝贵的道德律。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人、有物，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感觉到它们才存在。我的眼睛一闭，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能考虑是否无损于人，而使自己不能尽兴、不能全心意，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应该尽自己的兴，全自己的心意。）

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决然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

何必讳言自利哉？

终以小己为先。[11]

（白话译文：对他人有利的行为，起点在我。所以，利他是与我有关系的。说世界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纯粹以利他为动机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以别人为起点的（利他）行为，世界上也没有根本与我无关而我会冒然去成全别人的事情。

我们何必要讳言自利的动机？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以个人为先的。）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矣。[12]

（白话译文：个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所有的价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个体的评判。没有个人就没有宇宙，所以说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行为，是最大的罪过。）

吾从前固主无我论[13]，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既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14]

（白话译文：我以前相信佛教的“无我”学说，以为只有宇宙而没有小我。现在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宇宙。除了每个单个存在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宇宙存在。只是因为各个单个的我集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所谓宇宙。而各个单个的我又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没有自己，也没有各个单个的我存在。所以，宇宙间值得奉为尊长的，只有自己；值得敬畏的，也只有自己，应该服从的也是自己。）

义务之实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之为特质，以冲突为特质是以作伪为特质也。[15]

（白话译文：人实行自己的义务，为什么一定要以服从外在的规定为标准？如果人的义务和他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是一种冲突关系的话，那么，履行义务就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从哲学上说，社会以个人为起点、世界为意识的表象固然可成一派道理，这对于“废除”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解构”专制极权统治，不可谓不是一种战斗的利器。但这派道理，如果运用于人际关系，运用于组成家庭，以个人为核心、为起点则无法达成各成员人格上的平等、互相尊重的格局。用它来解释“爱”，则更是不能令人满意。不消说，毛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他日后的人际关系表明（特别是在三次婚姻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他也是一个地道的“行动派”。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的“唯意志论”与叔本华哲学的关系，亦从中找到其思想与希特勒“极权主义”的共同渊源。

作为一个教师，杨昌济完全有理由欣赏毛在哲学方面的“早熟”，并不妨给他打一个满分；但作为一个父亲，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持极端个人主义之“人才”绝非良偶佳婿。这是笔者认为，杨家曾拒绝毛作为家庭成员的理由之一。

再看理由之二，是毛泽东政治上的激进倾向。在毛活着的时代，除了毛的政敌，很少有人怀疑过毛的家人，在政治上是否与毛观点一致。直到毛死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披露，杨昌济在世时，曾就政治态度问题与毛有过一段长谈。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杨昌济问毛泽东：“听说你见过陈独秀了，还长谈过？”

毛泽东答道：“他是我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

“他总是强调人民的自由与启蒙。”杨昌济说。

“我感觉他主要是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我们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回答说。

“你也说过，你同李大钊完全一致。”杨昌济不解地问。

“是的，我说过。李大钊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事业，他追求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以毛泽东当时的理论水平，并没有发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区别。

杨昌济不满地说：“可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有激烈争论的，他们俩并不是完全一致。”

“他们不一致？”毛泽东感到有些诧异。

“四年前，他们就有一次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那个更重要？李大钊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当亡国奴好。”杨昌济解释说。

“因为亡国奴无民主自由可言。”毛泽东也附和说。

“那么，你和李大钊一致。”杨昌济本来想谈科学启蒙，想使学生立志成为一名教育家，但他却发现，学生很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16]

后来，毛对斯诺谈到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状况时，也是这样承认的：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7]

毛泽东所流露出来的多种倾向，的确曾让杨昌济有过苦恼。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也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杨昌济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开明长者，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而毛泽东也并不掩藏与恩师的分歧。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就曾说道：“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8]——此处所说，是毛与杨在对于东洋学问与西洋学问方面的分歧。

以下两段，则是在杨昌济过世以后，毛泽东的文字：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不很容易……”[19]——斯宾塞是主张自由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毛此处所谓的“国拘”与“学拘”，大略指的是国家的专制制度和学术上的“不自由”的状态。此语虽然是对自己的批评，并带有一些悔恨之意，但这可能也是先生们对他的遗憾。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给湖南《大公报》所写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也阐述了他与杨昌济在政治与社会改造路线方面的分歧。毛写道：“……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20]。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21]毛的这段文字，对于解释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杨昌济的夫人向振熙，为什么在毛泽东从事湖南自治和工农运动期间，均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施以援手，唯独在毛加入国民党，开始从事“统一事业”以后方才“出山”救援，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注脚。

另外，也有资料记载，杨昌济非常赞赏毛的另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这也是毛泽东得以进入《新青年》群体的“敲门砖”，但是，对于其中“军国主义倾向”，老师也给出了明确警示。这些，是笔者认为杨家有可能拒绝毛的理由之二。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毛泽东是经济上的“伸手派”。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利用留法勤工俭学搞钱，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杨家人对毛这方面的认识，应当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并不否认，在杨先生家中，他感到最愉快的事情并不是学习，而是吃饭。因为师母向振熙做得一手湖南好菜；也因为自己实在太穷，所以一有机会，他便到老师家中蹭饭吃。老师吃得快，他吃得更快。也许因为一开始他的吃相唐突，而且一边吃饭一边高谈阔论，难免引起老师的不快。杨昌济曾在饭桌上批评过这位学生：

“吃饭说个不停，唾沫四溅，不卫生，不礼貌。”

据说，杨昌济去世后，毛依然大模大样地到杨家吃饭。但此时他又想出了一些新招：吃饭时拿一本书看，以掩盖他来此的目的。有一次他手里拿了一本《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嘴里却问杨开慧：“《共产党宣言》你看完了吗？”见杨开慧点头，他又说：“你应该看看这本书。”说着，他一边把手中的书朝开慧递了过去，一边却想握住开慧的小手。恰在此时，杨师母进来，对他说了一番很严厉的话：

“书呀文章呀，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是不好好吃饭。……可是，总要学点生活的本事，谋一份职业呀……”[22]

这句话，从一个母亲的口中，对一个自以为会成为“未来女婿”的人说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就连马克思择婿时，也不得不考虑拉法格的经济状况，并认为，只有具备了养活女儿能力的人，才有资格说他是爱她的。但对于一个只学会了掏表哥的荷包、存心截留“留学捐款”、坐吃妇家，又极其自尊的青年小伙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道德的鞭笞。

以上种种分歧均暗示，毛泽东与其恩师的关系，远不像有些人所渲染的那般密切。如果杨先生在生前已经发现，这个学生曾利用他与章士钊的关系，利用留法勤工俭学的名义，搞“非法集资”，这位一生标榜圣人形迹——“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的人，应该感到何等的羞耻和无地自容啊！如果此时，他又发现爱女与这个学生的感情已经发展到难以割舍的程度，甚至有“愈压愈烈”之势，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的打击。

萧子升认为，恩师杨昌济之所以在四十九岁的“英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可能是由于他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仍坚持“洗冷水浴”的关系。而事实上，让杨昌济送命的是他突然恶化的胃病。这个病症，也许与他“废吃早食”的不良习惯有关，但他的学生中，模仿他废吃早食者，并不比模仿他终年洗冷水浴的人少。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很长寿的，譬如萧三，就活到了八十七岁；毛泽东活到了八十三岁。而中医的理论认为，人的七情六欲，与人的五脏六腑的健康是相关的。所谓“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忧伤脾，急伤胃”，说的就是这种关系。杨昌济不早不晚，恰恰在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时突然病情转危，并且骤然离世，我想，与他作为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担心——这关涉到他一生的名誉——是不无关系的；同样，与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担心——这关涉女儿一生的幸福——也是不无关系的。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n9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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