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二）

陈小雅

毛泽东的“红与黑”

由于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内心世界。但毛泽东晚年谈到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主角于连的观点，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请看，郭金荣所写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中，记录的毛泽东与护士孟锦云的一段对话：

“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

小孟说：

“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毛说。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了？”小孟问。

“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毛继续说：

“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我可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不敢全说出来，想干的事躲躲闪闪不敢全做出来，这还不可怜吗？你说他不安于职守，这点算你说对了。可那是什么职守？这和感情可是另一回事，人是有理智的动物，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

……

“你说于连想入非非，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头脑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就是要想事的，你让他不想，除非他是个傻子。所以，他要想，还要想得厉害，他是知识分子嘛，脑子好使得很呢。你说他‘非非’他说他‘是是’，孰是孰非，很难说呀。”

……小孟又反驳说：

“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主席听了，收起了笑容，也严肃起来。但看得出这是在探索问题时常出现的一种神情：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比如上山，也叫爬山。……”

“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又都在崖上头，看得见而够不着。他不能走，不能跑，所以只好爬，拚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

“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1]

许多人探讨毛泽东为什么一生仇视知识分子？为什么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看待？并使用了比对资产阶级更残酷的手段来折磨知识分子阶级，笔者认为，答案可能就在这里，而并不在他在北大图书馆每月八元的收入和地位差别的刺激。因为，从心理学上角度看，一个人在兴奋高潮时刻遭受的打击，远比他历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对他的记忆和心性影响要深刻得多。有的，还会留下终身的心理障碍和疾病。只不过，这些疾病有时候总是以政治行为的形式出现而已。

“赵女士自杀”与毛泽东的反常表现

由于相关资料的稀少，我们不便猜测，杨老先生是否对爱女或毛泽东采取过压制或隔离措施。但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回湘后，的确出现过一些“反常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反常行为”，第一，是指毛泽东1919年11月16日至28日，短短十二天就写了十篇论婚姻自由问题的檄文，对于长沙城里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花轿自杀”事件发表评论。这些文章的题目是《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其中不少地方，以激愤的语言抨击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制度。请看：

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

假使赵女士的父母不过于强迫，依从赵女士自由意志，赵女士绝不会死的。

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2]

你不愿恋爱我，而我迫着要恋爱你，这是一种强奸。这叫作“直接强奸”。他的女儿不愿意恋爱那人，而她逼着要他女儿恋爱那人，这也是一种强奸。这叫作“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赵女士的父母能够遵从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在乘着那囚笼彩车似的花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

呜呼，呜呼！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3]

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胁，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4]

……（这社会）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5]

他还说，“讨媳妇”、“选快婿”，都是父母专为自己打算。“必须打破媒人制度。媒人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 “只务‘拉拢’，不顾‘说谎’。” “往往结婚之后，驴唇不对马嘴”。 “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 “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彻底的撒开什么男女大防。”还要解决“婚姻上的迷信问题”。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什么“月老牵丝”， “天作之合”， “百世修来共枕眠”之类； “婚姻拉拢不拉散”，否则， “定遭天谴”；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 “襁褓择配”，也由此派生；此外，还有“合八字”、“订庚”等等小迷信。 “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绳索，将他们深深的捆住”。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文章鼓吹青年们起来同社会奋斗，自己绝对主办自己的婚姻，“夫妇关系，完全要以恋爱为中心”。

文章对死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体现了五四青年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战斗激情。也是基于当时广大青年男女都有一页“伤心的婚姻史”。但是，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痛心疾首，也给人留下一种“借题发挥”的印象；其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似乎昭示着一种危险——那是一种他个人正首当其冲面临的威胁；不仅如此，他写这许多，似乎也是为了说给身在异地的另一个人听。

正如他在《心之力》中所说：世界上没有决然于我无关而我会贸然去“利它”的事情；“表同情之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6]如果他真是对妇女寄予无限客观的同情，他就不会在更加成熟以后，用无比冷酷的语调，形容那位“冻死”在自己家中的原配。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这完全符合他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与自己的利害为中心”的人品人格。

1919年12月7日的北京《晨报》，曾刊文评介“长沙赵女士在彩舆内自杀一事”，文中特别介绍了毛泽东《打破媒人制度》与《打破迷信》两文的鲜明论点。[7]而这，正是毛杨恋爱最火热的时刻，同时也是杨先生生命垂危之时。

可以理解，毛杨恋爱一定是从赵女士的不幸事件中获得了另一种满足。如毛泽东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上的批注所说：

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8]

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哥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帮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9]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10]

——由此可见毛泽东性情之一斑，幸福与快乐观之一斑。

这大概也是恋爱时期的杨开慧，所体会到的“最高”、“最美丽”的爱情。但是，她不曾料到的是，一旦得到了她的身体，毛泽东立即就冷却了。

当然，也有人提出，毛泽东写这些文章时，笔端很可能是倾注着对王十姑的怀念，或者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母亲的哀悼之情。这种估计，不能说没有参考的价值，不过，就王十姑的事情来说，毕竟过去已经有十五年以上，而且是儿时的感情。从孔东梅的叙述看，毛泽东直到1950年代，还不知道王十姑已经去世，所以，要说这是以她为哀悼对象，恐怕是有些勉强的。而且，按照常情，一个儿子对一个母亲的怀念，不可能导出一大篇关于“强奸”的理论。因为这样说的结果，将自然导出：自己是母亲被强奸的产物。这个话题，显然是人的血亲自然性和人的自尊感会极力避免的羞耻。

所以，毛泽东关于赵女士自杀事件汪洋恣肆般的情感宣泄，很有可能是针对一个仍然在世，但来往受到阻隔的恋人所写的。

可以作为参考的事件，还有《虞美人 枕上》的写作时间并没有落实的问题。本书前面提到，这首词是毛泽东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当时的杨，因父亲的去世，已经从北京回到了长沙。1920年4月开始，经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介绍，进入福湘女中上学。正是在那时，杨开慧与李淑一成为了知心的朋友。同年9月，“得金”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在福湘女中找到了杨开慧，并让她到省学联帮忙。也就是在那以后，在一次李淑一与杨开慧散步时，杨开慧将毛泽东送给她的《虞美人 枕上》念给了这位朋友听，并让她看了词稿。[11]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在1920年或者更早，即毛泽东与杨开慧1921年结婚之前。

当然，前面我们所提的那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首词是毛泽东送给杨开慧的不假，但它是为谁而写的呢？笔者认为，毛如果不是为杨所写，就没有必要把它“抄送”给杨开慧。根据常情常理，一个人只有在需要摒退一种纠缠，或证明自己曾经拥有爱时，才会把先前的情感见证出示给他面前的异性。如果毛泽东是怀着这种情感“抄送”旧词的，不可能不引起杨的敏感和自尊心的反弹，而依据“骄杨”的性格，她也是决不会继续纠缠下去的，更不会把它拿出来，与女友分享。

如此一来，剩下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何会写这首词”了。按照笔者以上思路的推理，毛泽东写作此词时的孤独寂寞和飘零感，应该是来自已故的杨昌济先生生前的反对或在世的杨老夫人的阻隔。

除了赵女士自杀事件所激发出的反常态度之外，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有第二桩反常行为，这就是他与陶毅说不清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ni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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