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

 

“杀父”与“恋母”的缘由

 

毛泽东对自己父亲的仇恨记忆,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他八、九岁的时候。那正是初人开始记事,开始对自己的感情有比较朦胧的意识的年龄,这个时间,远远要早于Short所说的他的缔婚时节。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这个问题时,直言了这种意识的内容:

 

“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1]

毛泽东把家庭中的这种冲突,解释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这显然是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家庭矛盾的产物。如果抛开这层理论外衣,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父亲的反感,是初人的天性决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性”呢?我以为,其一,是初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天性;其二,是倾向于公平和“同情心”的天性;其三,是憎恨管束者与反对者。

尽管毛泽东的族人和中共“党文化”的工作者一直在传说,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具有怎样勤劳的、能吃苦的优秀品质;大量毛传的作者们也众口一词地把他描述为一个熟悉各种农活,并认真负责的孩子。但毛泽东自己的叙述却证明,他具有与一般孩子决无二致的习性。少年人贪睡,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而繁重的农活逼迫他必须晚睡早起;少年儿童的天职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长的天职则是使财富增值,他们深知这财富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干出身的父亲根本不相信眼泪;少年人希望慈爱,但家庭有限的资源必须向生产力倾斜;少年人希望长辈讲理,但中国的家长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辈更习惯于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欢读闲书,家长则希望所学能够有所用……

家庭,在一个初人那里,是一个自然的感情单元,但在社会发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这就意味着,一家之长的父亲,不仅是孩子们的生命给与者,同时也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使家业发达和不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失败,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产出的血腥原则!——这一切,在在都会给父子之间的关系带来冲突。这位父亲越是“有为”,他对于孩子来说,就意味着越残酷!这位父亲通过“残酷”的方法获得的成功越大,他就越有理由得到孩子的鄙视!

在这个初人尚不适应的残酷的世界里,母亲的羽翼自然是孩子天然的庇护所。

由于妇女天生具有的“同情心”、公平心和浪漫气质,所以,在一般的家庭中,“母党”往往是由妇女和孩子的“统一战线”组成的。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注重“公平”和“分配”环节的倾向,恰与执政的“父党”注重“效率”和“生产”环节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奇特的天然对立所构成的家庭的两翼,恰似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党”与“自由党”达成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家庭免于衰败而又不致丧失人性;使社会不致失去活力而又不过于残酷。

不幸的是,性格偏执的毛泽东由于与父亲的结怨,在成熟后终生没有走出“母党”的局限……

这里,我们不得不稍稍介绍一下毛泽东母亲家庭的简单情况: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出身于湖南省湘乡县“高冲文氏”一脉。据族谱研究者说,这支“文氏”,直接承袭了公元前11世纪西周文王的血缘。与毛姓因地而改姓不同的是,这一脉姬氏后人,得以帝王的封号为姓。只是,在华夏民族三千多年的变迁中,这些纯粹的先皇贵胄,早已把种子撒向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到十九世纪末期,文氏在湖南湘乡白田乡高冲村这个地方,已经传到了第九十九代。家中的主人,是一个叫文绵薰(字:芝仪)的人。他就是毛泽东的外祖父。

文绵薰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妻子母亲同样姓贺。他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父亲去世后,三兄弟各立门户,文芝仪分得的遗产是水田五十亩,地处湘乡唐家坨东头

毛泽东的外祖母贺氏与文芝仪生有三子三女:长子正兴,字玉瑞,在大家族的兄弟中排行第七;次子正荣,字玉钦,排行第八;三子正材,幼年天折。长女嫁给了一个姓钟的人家;次女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人家(即前述王十姑的母亲);三女嫁给了毛贻昌,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

所以,毛泽东共有三位嫡亲舅父,二位姨妈。

由于文芝仪继承了母亲贺老夫人的以耕读为本,孝悌传家的家风,他克勤克俭,治家有方,日子过得日渐红火。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据说天资聪明,能写会算,还酷爱看书,耕作之余,往往手不释卷。同时,他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一到学龄,便将男孩子送去从师读书。“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是文芝仪熟知的一句名言。因为父亲的倡导,文家子弟便养成了很浓的读书风气。可谓“白日忙耕种,夜有读书声”。

同时,文芝仪夫妇还继承了母亲贺老夫人怜贫恤苦,行善积德的风范。他们常以余粮接济贫困的邻里乡亲。有时向外借贷,也只收取较低的利息,不以高利盘剥他人;对沿门乞食的妇女儿童,更是慷慨施舍。这些行善积德之举,传遍乡里,为人称道。对文七妹及后来的毛泽东亦不无影响。

随着子女的成长婚娶,正兴、正荣二子相继生儿育女,文家的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文家已是一个拥有一百四十亩田土,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

清光绪六年(1880)文芝仪将自己13岁的小女儿文七妹与毛贻昌订亲。光绪十一年(1885年)文七妹18岁时,正式结婚。由于自己母家的家境比毛家的要好很多,据说,文七妹“刚到毛家时,经常回娘家哭脸,说那边人少,又是一个山冲,在家作女儿时,只做些轻微的家务事,从未搞过田间劳动,但嫁到韶山后,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做”。[2]但是,文芝仪结这门亲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原来,文家有祖坟遗留在韶山,为每年一度的祭祀、扫墓活动方便,文家早有意识在韶山安排一个落脚点,[3]并将子嗣播撒于此,以便照管祖宗的坟墓。对于一个没有念过书的七妹来说,这项任务不是低看了她,而应当说是被“委以重任”。再说,在父亲眼里,毛贻昌是一个克勤克俭,具有上进心和活力的人,他看好他将来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婚后的文七妹生有两个男孩,但都夭折了。在那个时代,娶妻生子的首要义务就是要传宗接代,妇女出嫁如果不能为夫家生养男孩,男方就有理由提出娶妾。他们这样做据说不是为了满足性欲和喜新厌旧的脾性,而是为了人类繁衍的大义。因此,结发妻子不但不能以自己的天性嫉妒和排他为理由加以阻止,相反的还得表示赞成,才算得上贤惠,并为社会所称道。所以,当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的第三胎男婴生下来时,她给了这个孩子格外的小心照顾。

根据农村的迷信,孩子越贱越容易养育。所以,许多人害怕小孩子“根基不稳”,都给男孩取一些象征坚实、牢靠、且有用的低调的名字,如“栓子”、“柱子”、“牛伢子”、“狗伢子”。聪明的文七妹则看中了山上的一块高二丈八尺,周长六丈有余的人形巨石,石上建有一座小型的“雨坛庙”。据说,这块石头远近闻名,经常有人来烧香叩拜,祈求平安,称之为“石观音”。一天,她与母亲贺氏、兄嫂文赵氏一道,带上钱纸、香烛、鞭炮、酒菜等祭品及写有毛泽东生庚年、月、日的贴子,领着毛泽东来到这座“石观音”前,又是烧香敬酒,又是作揖叩头,抱着毛泽东跪拜“石观音”,算是认了“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石三”(“石山”)。家人和乡亲们则习惯地呼他为“石三伢子”。

1923年,毛泽东曾用“石山”之名,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据说,1949年毛泽东当政后,在一次与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会见中,偶尔还提到他们二人的小名相关(彭曾用名“石穿”)。毛曾诙谐地说: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指分别战胜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4]

到毛泽东两岁时,文七妹又怀了孕,为减轻女儿的家务负担,外婆把毛泽东接到了自家抚养。一直到八岁,他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当时的外婆家,除自耕五十多亩水田外,还租种了别人五十亩地,养有耕牛十余头。在那个有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贺氏为提高毛泽东的被关注度,又叫他拜了七舅文玉瑞为干爹,与诸表兄弟并列排行为“廿三”。

因毛泽东与母亲娘家的这层关系,涉及到我们下来要展开的毛泽东“金案”的故事,所以,这里再把他的两位舅舅和几个表兄弟的情况作一介绍。

上面已经说到,毛泽东的大舅名叫文玉瑞,在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七,毛泽东称他为七舅。七舅一生务农,忠厚持重,耕读垂训,在文氏族人里颇有声望,曾担任房长、祠长。七舅母子女甚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所以,贺老妇人要毛泽东拜七舅为“干爹”,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他们的福。而据说文玉瑞也把毛泽东视若亲生,与自家孩子同等待遇。

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在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毛泽东称他为八舅。这位八舅品行端洁,性情温和,人称“孝友传家”。他善长诗文,在家开馆授徒,既教乡里的少儿,也顺带完成了自己和亲戚家孩子的启蒙。毛泽东从两岁到八岁都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跟表兄弟们同吃同住同玩耍,耳濡目染,也自然完成了识字看书的初级教育。据说,文玉钦也十分喜爱这个外甥,不仅允许他旁听,还时常给他讲古人砺志读书的故事;鼓励他刻苦读书,将来光宗耀祖。毛泽东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等事情,在幼小的心田里,从此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种子”。因此,可以说,文玉钦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在唐家坨外婆家的同辈人中,毛泽东有六个表兄,他们分别是:大表兄文谷香,早夭; 二表兄文泮香,因在诸表兄弟中排行第十,毛泽东称他“十哥”;三表兄文涧泉,排行十一,毛泽东称他“十一哥”;四表兄文运昌,字运昌,又叫泳昌,是毛泽东七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排行十六,毛泽东称他“十六哥”……

正是这位十六哥与笔者父亲的一段交往,开启了本案的扉页。据文运昌对笔者父亲说,外婆家的日子宽裕,也是幼年毛泽东喜欢外婆家的原因之一。据笔者父亲记载:

“小时候他(毛泽东)常到外婆家去玩,有一次去拜年,同表兄们玩狮子,他兴起之时还赋了《赞狮子》的打油诗一首,记得其中有几句是:

“狮子眼鼓鼓,插菜子煮豆腐;[5]

酒要热些烫,肉要烂些煮。”

显然,在这里有“酒”有“肉”,有可口的腌菜煮豆腐,还有一大群态度友好的表姐妹(可能其中就有一位叫做王十姑的)和知书达理的表兄弟可以一起玩耍,对于一个山冲里出生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有吸引力了!尽管这只是过年的一个景观,但由此推想,毛泽东在外婆家的待遇,肯定是胜过自己出身的那个“不知肉味”的、冷酷而可怕的家庭的。尤其是当他结束自己的童年,被从外婆家带回自己的家中,开始被当作一个如同牛马的劳动力看待和使用时,那种从“温柔富贵之乡”突然跌落到“冰窟窿”里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而“冤有头,债有主”,在一个少年人眼里,这一切当然都是他父亲的罪过。

在毛泽东幼年的玩伴中,还有一个叫做王季范的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姐姐的儿子。在同辈表亲中,被称为“九哥”。据毛泽东自述,在他的早期生涯中,九哥对他来说,是决定他命运的人物。他曾说过:“没有九哥,就没有我。”

原来,当1909年,毛泽东十六岁的时候,父亲毛贻昌就准备送儿子去经商——到湘潭一家自己有股份的米店里去当学徒,毛泽东不愿意去。正是这个九哥和两位舅舅说服了毛贻昌让儿子去念书。他们对这个吝啬的老头说,毛泽东有读书的天分,将来才堪大用,等等之类……当时,毛贻昌讨价还价地说,自己穷家薄底,付不起毛泽东的学费;而且,毛泽东要是走了,家里不仅少了一个劳动力,他还要花钱雇一名长工,又多了一笔开支,等等。九哥听了这些话,知道老人在讲价钱,便亲自解囊,付给了毛贻昌一笔雇佣长工的费用。

以后我们还要说到,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校和在长沙就读期间,基本上把这位表兄的钱袋当成了自己的钱袋。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毛泽东父亲的吝啬,毛氏父子关系的紧张,造成了毛泽东的经济困境;在得不到家庭救济的情况下,毛泽东另谋“发财之道”, 才有了我们故事中要说的,毛泽东掘得“第一桶金”的过程。

终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但他却在自己执政的二十八年里,在中国剿灭了“父党”……

——这个结果,比起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又具有别一番的悲剧意味,甚至更加浓重的宿命色彩!

注 释:

[1]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6—108页。

[2] 余世成《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人物》杂志,1985年第3期。

[3] 载尹高潮 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第12页。

[4] 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

[5] “插菜”(音)是湖南农村家庭喜欢腌制的一种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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