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一）

陈小雅

两万银圆：揭密冰山一角

上文提到，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曾把从谭延闿那里募得的三万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与蔡和森。毛泽东自己拿了一股（一千六百元），作为回湘的活动经费。那么，这是否就是毛泽东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得到的全部好处呢？在已有的出版物当中，提到这件事情的地方，都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如果没有一些偶然的机缘，笔者的探讨，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历史的“真相”，就像奥蓝色的天空和深褐色的大地间的那一条地平线，总要在飞翔的大雁前面，不断地逗引它们前进。

2003年10月的某日，正当我已陷入“欲进无路，欲罢不能”的困境时，我收到萧关鸿从上海寄来的一摞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杨昌济的好友、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教育兼司法部长、毛泽东“金案”中的主角——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所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在这本只有368页的书中，章女士关于一笔留法勤工俭学募集资金的去向，有过四处交代，请看：

　　（1）“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的财政来源。”[1]

　　（2）“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深造而募集的，……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父亲去世后，……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2]

　　（3）“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3]

　　（4）“……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毛泽东说，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4]

值得一提的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坛上大放光彩的章含之，一直因“文革”抹不去的阴影而保持低调的生活。这一次，她突然一反常态，高调宣扬养父与毛泽东的关系，实有其不得已之处。原来，自上世纪60年代章含之与前夫离婚后，他一直住在养父章士钊的家中。这所宅邸是一处北京老式的四合院，地处北京东城区东四51号院。后来，她又与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结婚，但鉴于乔的前妻儿女们的排斥，章与乔婚后也一直住在章家。这所宅邸，据说是由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出面用来安置一生没有积蓄任何财产的章士钊的。正如章含之说，周恩来当时有话：这房子是共产党用以回报章士钊对党的帮助与合作的礼物。在章士钊去世后，周恩来又一次对章士钊的夫人与亲生女儿重申过此意，并安慰她们：“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5]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中共重新分配党产的过程中，有人提出收回51号院的动议。此时，乔冠华已经过世多年，并未曾为章含之留下住宅。迫于迁居的恐惧，章才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为我们揭开一宗历史大案提供了宝贵的钥匙。

言归正传，章含之的以上叙述，已经大体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事情的轮廓：

　　第一，毛泽东曾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名义，向章士钊募集资金（这一点，已在龙伯坚的回忆中得到应证）；

　　第二，这笔资金，是在上海交接的（这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不走“弓弦”走“弓背”）；

　　第三，这笔资金的数量是两万银圆（这一点与龙伯坚回忆的“三万”不同）；

　　第四，这笔资金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本人（这与毛泽东所说，别人“分给了他”一部分或“一股”不相符合；与特里尔所说，别人“寄给”毛一部分也不相符合）；

　　第五，毛泽东本人至少把这笔资金的“一部分”用到了别处，数量不详；

　　第六，毛泽东事后一直用个人的稿费在偿还这笔“借债”。

　　第七，章士钊不知道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

　　当然，从这些叙述，我们无法看出，章含之所说的“两万银圆”与龙伯坚所说的“三万元”是不是一笔钱。因为，章和毛所说的时间都不是1919年。另外，在章的叙述中，也有一个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毛向章士钊募捐的时间，一说是在1920年，一说是在1921年。如果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话，那么，她所说的这笔款子，就不是李锐说到的，1919年3－4月毛泽东的上海之行被“分”得的那笔钱。如果毛泽东前后只得到那么“一股”（一千六百元）的话，他是断没有必要用自己的“稿费”一直偿还章老先生，达十年之久的。

而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已记住，毛向斯诺陈述的那句话——“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本来就留有一个漏洞：“谁”拨出一些钱帮助他回湖南？是他监守自取，还是另有他人？没有主语，也就无人对证了。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第一，毛泽东1919年的上海之行，不是“漫无目的”的。他那看似漫无目的的“云游”，也许是在等待，也许是像那些准备采取“重大行动”的人，需要依靠身体的运动来分解心头的压力——进行必要的“心理平衡”。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看出，毛的心情是决不轻松的。

　　第二，毛泽东曾蓄意利用“留法勤工俭学”这块合法而动听的“招牌”募集资金。如果“章本”所说的钱，就是1919年的那笔资金的话，他就至少利用过一次；如果他此行得到的不是那两万银圆的“一部分”，那他就“不只一次”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得到“帮助”。

以后，我们还将探讨，为什么竭力推荐过毛的杨昌济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促成毛泽东与自己女儿的婚姻，在1920年这个关键的年份撒手人寰；而毛泽东则留下了对知识分子那种刻骨的鄙视……

自我辩白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1920年3月，毛泽东终于开始袒露自己的意向——他并不想去留学。在14日给新民学会同志周世钊的信中，他写道：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6]

胡适的确为自己“非留学”观点作过一篇文章，但那并不是在他答毛泽东问之后，而是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他尚在美国留学之时。这篇题为《非留学篇》的文章，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它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的场所。这与美国人当年因“天花”流行，而改变“留欧”的习惯，开始在美洲大陆兴办大学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文章说：

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7]

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显然，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在同一封信中，毛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以后，毛果然回湘办起了“自修大学”，并自任校长。这项事业也得到了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但是，人们却没有看到预期的成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参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非他的本意。他抬出胡适的文章，无非是为他的行为提供一种辩护。他所以如此投入，是别有打算的。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iy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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