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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