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摄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丁子霖、蒋培坤家中
在农历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1992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月30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12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麽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月23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12月31日，许先生殁于今年1月28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怎样十六岁就“把脑袋別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掙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后来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整理、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耳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藉。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老俩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1993年11月15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3年11月15日，摄于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宿舍楼许良英、王来棣先生家中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们住在无锡乡下。这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以“经济来源不清”的莫须有罪名，把我们秘密关押在无锡某处达43天之久，重获自由后回到北京，得知除了周淑庄等难友为我们呼吁外，许先生也挺身而出，对西方媒体说：说丁子霖贪污捐款？岂有此理！他怒斥当局无道！
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常常遭受到国安部门的盯梢、骚扰、监控，甚至长时间的监视居住，有时一年中便衣在门口会累积看守达三个月之久。而许先生夫妇也几乎与我们同时，受到海淀警察的把门监视、上门盘问，一碰到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就要把眼睛紧盯着他们，甚至病得不能出门仍依然如故。他们把这看做家常便饭，有时气极了就斥责他们没有人性。
许先生为人处事经纬分明，只求真理、不认亲疏。有时也会对我们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记得有次为了一位民运人士，他严肃地批评丁：“你根本不懂政治！”“你太轻信了！”丁不服气顶撞他：“我怎么不懂政治了？我一辈子吃了政治多少亏，我儿子都被政治害死了，我厌恶透政治了！”丁越说越激动，竟从座上站起来，许先生亦被气得站了起来。王老师急得忙在一边拉劝：“你们两人心脏都不好，干嘛这么激动，都给我坐下。”
这场争执过后不久，许先生为了说服丁，一天突然亲自步行到我们人大宿舍家中，一进门就对丁说：“你不是要事实吗？我求证过了，我给***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亲口在电话中讲的，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中南海住过……,更谈不上江青抱过***。原来那天他老人家步行来我们家就为了这一件事。在事实面前，丁不得不口服。过了些日子，丁又获悉那位民运人士的一些表现，证实了许先生对人对事的判断。当时我们在无锡，等不及回北京，丁立即拨通了长途，在电话里对许先生说：“您是对的，我错了！”这回丁确实是心服了。
（三）
1994年3月，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逮捕了一大批人，包括北京的魏京生，国内再度风声鹤唳。我们万分焦急，蒋建议由许先生牵头发一份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并带去了蒋草拟的呼吁书文本。许先生说这个主意与他不谋而合，完全赞同。但看过蒋草拟的文本后对蒋说：“这样写不行！你们搞文学专业的，文字不够理性、简明……。”他很快亲自动手写出了那份世人所知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而且运用他的影响力征集到了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人的签名，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被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上书”。
许先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联合国宽容年发起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征集了王淦昌、杨宪益、周辅成、林牧、吴祖光等45人签名。这封公开信影响很大，得到了国际上上千名科学家乃至10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可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项壮举。
许先生对人对事疾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半粒沙子，不管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撒了谎，他都要一追到底，丝毫不留情面。曾有一位民运圈里的老人，自称曾担任过前中共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拥有很多群众（现称粉丝），他先识许先生，后许又把他介绍给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从未怀疑过此人这段光荣历史，国内民运人士这样口口相传，海外媒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可唯独许先生较了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写信向其本人直接求索真相（许先生好傻啊！）逼得对方气恨不已，但又不得不做出书面答复。那年元旦，正好我们去向许先生夫妇拜年，两位老人正在打笔仗呢，你来我往。那天一进门，许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个元旦我倒霉透了，不得不给他写这样的长信。”我们听了挺纳闷，随后他给我们看了对方的来信。我们记得此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好吧！我来向你交代历史……。”然后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哪年至哪年……。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向人提起那段光荣历史了。其实，今天想来，许先生这样做，又何尝不是对他人的爱护呢！
许先生夫妇俩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许先生刚直不阿，坚定不屈，王老师则柔中有刚，韧性不折，他们俩都是民主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记得在1998年，国内涌动组建反对党。许先生夫妇和我们都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当时组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信当局去民政局申请那一套鬼话，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把89年“六四”之后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那批民主火种被当局像割韭菜那样一起割光。我们与许先生夫妇不约而同，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用不着讨论即成共识。我们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劝诫身边的朋友。
一天突然获悉，继王有才在杭州之后，徐文立在北京也宣布成立民主党了，而且这两人都去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我们来到许先生家，他连声埋怨：“徐文立不该上当，他年岁也不小了，又多年坐牢，有从政的经验，怎么会这样误判形势呢！”许先生接着对我们说：就在前一天，徐文立还在他家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是“广交友，不结社”。可是泼水难收啊！
此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再去许家，他拿出徐文立每天给他发来抬头写着“徐办”的文告给我们看，大家都哭笑不得。终于，最担心的事不久就发生了，浙江王有才与北京的徐文立等一些同道们先后相继被捕并被判了重刑。
我们再去许先生家时，他不仅不再责备与埋怨，而是拿出一份为徐文立他们辩护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征集我们签名，丁甚是不解，快语道：“这样不听劝，一意孤行……。”许先生一脸正气，站起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感谢许先生，他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主教育课。
（四）
在我们所了解的人之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的态度。许先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平素对刘晓波并无成见。那是因为刘在“八九•六四”后在秦城监狱以“见证人”身份对狱方说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官方利用此话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散布，以图抵消血腥屠杀的罪行。许先生对刘的这番言论极为愤怒，说他是在为当局说话。刘晓波出了秦城监狱后又写了《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许先生更为光火。他认为这是学运参加者自己跳出来对“八九”运动采取否定态度。当时，我们与许先生不谋而合，也不同意此文的立场、观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愿见刘。后来在刘经人一再转达要求同我们见面的意向后，我们才终于在1996年夏天同他见了面，通过当面直接交谈才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然而，许先生却始终坚持不见。据刘亲自告诉我们：在屡次请求拒见之后，一天他和周舵两人请包遵信（那时许先生刚为包的文集做了序）领着他们叩开了许先生的门。没想到，许先生一点面子都不给，连包先生在内三人一起都被他轰出了家门。
事后，我们曾试着问过许先生：“您不是信奉伏尔泰的名言吗？为什么不给刘晓波他们见面的机会呢？他说：“这不同于观点的争论。”他平生最看不得背叛或变节（我们分析这也许是他青少年时代做地下党工作所形成的观念）。其实，我们后来之所以原谅刘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话，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场，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死人；而我们寻找到的广场旗杆下的死难者也是后来才发现的。至于《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最多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
同在北京住，刘晓波在2008年底失去自由前始终未能如愿与许先生见面，也许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忏悔、反思，也多次请求我们在许先生面前多作解释，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期盼着老人的宽恕和原谅吧！
据我们从旁观察，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再批评刘晓波了，但毕竟心结未曾解开。2008年底我们返京后得知，由刘晓波参加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总体上许先生是支持的，但认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斟酌、修改，可惜当时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夫妇俩没有签名。事后我们曾设想过，如果当年不是蒋在无锡发作脑梗，早日回京参与征集签名与沟通的话，说不定许先生夫妇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五）
自从我们认识了许先生夫妇，他们俩就热心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所信赖的老朋友，如杨宪益、李慎之、于浩成、胡绩伟、方励之等人，这些人中我们有些没有能来得及见上面就去世了。他们还把一些新朋友介绍给我们。在我门面前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番天地境界，让我们学了不少、懂了不少。在逆境中也得到了不少关爱与安慰。
李慎之先生与许先生夫妇之间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许先生早就向李先生推荐我们，只是那几年我们总是南来北往，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因此一再错过，未曾见上面。但在1999年李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后，许先生很高兴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们看。读后丁直率地提出：“文章写得很好，但既然是写五十年，为什么其间发生的‘八九•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呢？”许先生听了默默无语。
未隔多久便有了回音。一天，我们在许先生家，他对我们说：李先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坦然相告：“他对邓小平起用他复出工作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在‘五十年’里回避了。”其实，李对“六四”屠杀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如此坦陈，我们就能理解。许先生看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解释，显然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商量日后安排我们与李的相见。（人民大学谢韬老校长在他生前也曾力促我们与李见面）。未料李猝然离世，竞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许先生每次忆及李先生都难掩黯然神伤之色。
许先生与方励之先生的友谊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与方的交往，也是靠许先生的介绍。在 1995年5月，许先生与丁同获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丁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当年该院委托许先生征求丁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时，丁就表示自己不够资格获此殊荣，但在许先生一再鼓励下，由他联系请方励之夫妇代表他和丁领奖并代致答词。1995年夏丁写好答词交给了许先生便回南方乡下。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未曾谋面的联系和友谊。
在2000年冬，我们住在无锡乡下尚未返京，一天夜里突然接到方励之先生的电话，交谈甚短，他只是问丁的出生年月、地点及父母亲的姓名。因电话是遭窃听的，丁据实告所问后不便进一步问他为何要了解这些。方听了只是爽朗地告诉丁，他也是1936年出生在上海。
当年回京后按惯例立即向许先生夫妇电话报到，约定过几天待我们安顿下来后再去拜访，未料，次日早上许先生便叩门前来了。那时我们还住人民大学宿舍，年底隆冬，天气极冷，而许先生竟是一如既往靠一路步行走来的。我们看着他身上穿着棉衣，但腿部单薄，而且，大概由于走的急，袜子往棉鞋中缩，以致袜子与棉毛裤脱节，裸露出了一段脚踝骨。我们十分不安，本应该是我们过去的，怎能这么冷天让他跑来呢!
我们纳闷莫非有什么急事啊？
坐定，他急着告诉我们是受方励之先生之托，来向我们说明那天夜里在南方给我们去电的用意。询问简况是为了推荐我们申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特意说明，天体物理专业不能推荐此类奖项，方是受文史哲方面推荐人之托来了解的。原来如此！
面对许先生这位热情正直的老人，丁必需敞开心扉,告诉他：早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先是瑞典的茉莉，后是中国人权的刘青，在电话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丁，要推荐丁申请诺奖。丁当时明确告诉对方，请不要推荐我，还是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吧。后来又有海外媒体采访提起这件事，就都是这个态度。
许先生十分坚决，一再鼓励和说服丁。最后丁表示：请他转告方先生及国外的朋友们：“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若提名，千万不要再提我个人，请提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众多质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仲维光。他曾是许先生的学生，也是许先生把他介绍给我们。他曾来过我们家，与我们多次通过信。其实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正常讨论，何止于如此攻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仲维光夫妇俩写的批判文章特意复印了送给许先生过目。那知许先生连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斩钉截铁地对丁说：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仲维光确实曾经是我的学生，但现在不是，我与他没有来往。
我们震住了。王老师在一旁做了解释。她说，原来许先生早就与仲产生了观点分歧，许先生不同意他那极端激进的一套，并且批评了他。他就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大大地刺伤了老先生，许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来早年仲维光与许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后来由许成钢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给许先生来信，说明他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罢休。
我听了心情也随之开朗，从此对仲维光等也就不再在意。还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在我们所敬重、所信赖的许先生生命岁月的最后十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孤独与寂寞。他们家里再也不像前十年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们的一些老友或已离世，或已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原来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及其家属或刑满归家团聚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再有或者另作选择，在国内自谋生路，忙于经营，人们再也不需要来求助于他们了。所以许先生夫妇家的心灵港湾和驿站，渐渐亦告历史终结。现在世界已从外电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来得容易，且来源广泛。许先生夫妇不会电脑，信息来源逐渐缩小。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闻热点，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前些年的热点慢慢让位给了今天的热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怀，上世纪70后被后起80后、90后所代替了。现在70、80的人逐渐走入历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自2003年搬出人民大学宿舍,离他们家也远了些,尤其这十年,因身体原因，我们已不再能骑自行车了，每年春秋两季在南方乡下度过，所以也不可能像前十年那样勤去他们家了。但每次离京前、返京后都会去看望他们，其间在外地也会通电话，这已成为惯例。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后与他们几次交往中，发现两位老人虽然与外界交往少了，来访者也少了，但他们心情淡定、从容，倒可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从事民主理论研究和回忆录的撰写。
这里顺便记下一件趣事：
2011年3月，我们返锡前去他们家拜访，顺告当年2月1日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局势，以及当日某公安部门找到我们某难属征询赔偿一事。许先生夫妇听后对我们说：“怪不得前几天（应是2月8日前）片警来吩咐许不要出门。许很不解，问对方“为什么？”答曰：“茉莉花革命，2月8日那天要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示威，其中就有中关村。”许先生忙问：“中关村什么地方？”答曰：“中关村图书大厦。”许先生闻声说：“好极了！那里正在我家对面，走过人行天桥就不远了，明天我一定去看看。”吓得那小警察慌忙劝说：“老先生，您千万别去；您如去了，我可闯了大祸饭碗不保了。”
讲完这件趣事，许先生开怀大笑，王老师在一旁也忍俊不住。
许先生趁此机会还问那位警察，我们这个院里你们除了“看”我还要“看谁啊？”小警察倒是挺坦率，告知除了你们家还有一家地下宗教的。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2013.1.3.夜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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