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芒种时节的某日，二十几名所谓的“外商嘉宾”抵达了中国西部的某个城市。来访者之所以出现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是因为本地的委员会广发了英雄帖，号召国际友人前来参加一场贸易洽谈会。这条讯息传到了四面八方之后，一些闻讯者以推动经济、开发资源等等为由积极地响应了，并且欣喜地接受了“全包”旅行的厚待。

我这个吊儿啷当的主儿也加入了。

我来自美国，已大学毕业，正在北京自学汉语，无业且无聊，以打零工为生。某天，一位朋友随口提到她收到了一封转发的邮件邀请在华外国人参加贸易会，要求为“身穿西服”和“年龄25岁以上”。看样子，这个委员会想随便在网上招一些洋面孔，俨然是想给贸易会营造一个国际化的氛围。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啊，只需装模做样就得了。于是，我就扑了上去。

就算责任在我，可是我的心眼儿并不坏。在中国，这种请老外冒充商人的活动屡见不鲜，这些老外不是扮外国CEO参加谈判，就是演外商与领导合影。我并不是想占东道主的便宜，而是想帮他们沾外国人的光。反正这种活动是互惠互利的：我能蹭饭，他们能长面子。这就是“礼尚往来”。

于是，我联系了负责人，提出自己要加入与会者的队伍。她回我说：成，可是申请表没填好，你的公司单位呢？

我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立刻开了一家“皮包公司”。我认真给我的皮包公司起了名、并亲自担任了主任的职位。我还得买套西装，可是拖到最后才动手去买。我这过分精打细算的人买了套400元的西装，而且决定不买领带。此外，临战时我才印了名片，印完之后才发现印歪了。我就拿着不像样的名片、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出征了。

到达的那天，我心情舒畅。在机场，两个顶着闪耀头饰，一身少数民族打扮的女人，已在出口等候着。当我们这些所谓的“外商”拖着行李走出来时，其中一个便端着托盘迎上来请我喝一小杯青稞酒。虽然我平时上午不饮酒，但客随主便，我一口气就给干了。

走出机场，外面是一大片荒芜的黄土地。该市挨着一望无际的高原，地理位置不便于对外交流，甚至飞过来时也需要在西安经停。难怪一个接待人员私下跟我说，我是她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

面包车把我们送达宾馆。稍后，外商们陆续住进宾馆。当我们共进午餐时，我才知道我们队伍是七拼八凑的“多国团”，由英、法、美、俄、以、古、加等国家的人组成。队伍中的人各式各样，有失业的教育顾问，有自由撰稿人，亦有借用前公司的名义混进来的工程师。这些正人君子都像我一样没资格参加贸易会。但我特别留意到一位严肃的光头和他两个下属，看样子他们是真的“外商”，来找投资机会的。后来我又发现，我们队伍当中甚至有波尔干地区某个国家的大使。

晚上，外商嘉宾们出席地方政府设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里的招待宴会，我迟到了。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我意识到我是唯一一个没打领带的人，跟在场西装革履的嘉宾们相比，我显得格格不入。

环顾四周，的确有些资深的商业要人。不是双下巴，就是鬓角斑白；不是电脑服务公司总监，就是化工医药公司的总经理。我自惭形秽，情绪跌到了谷底。按照我席位上的简介来说，我是一位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可是面对别人的寒暄，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人不得不吞吞吐吐。于是我假装吃得很投入，不敢与他们交谈。

这些名副其实的外商让我反省。我本来以为主办方对我这种有意无意混入的嘉宾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确，没有人要求我提供任何身份的证明，这不是说明我与他们有某种默契吗？我真没想过混入贸易会可能是在欺骗东道主，也有可能影响真的外商寻找投资机会。于是我的困扰萌生出来。

骨子里，我感觉自己是个不速之客。但是，我无法为自己辩解。而且，我感到无所适从，如果向“同行”道出我的担忧，他们不是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把我当作笑柄，就是会抓住我的把柄，向主办方揭发我。本来是来给东道主长面子的，后来却变成拼命给自己保面子。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把顾虑憋在肚子里。毫无疑问，人家迟早会揭开我的老底。我开始发愁，怎么能撑过这冒充商人的三天呢？

幸亏，在这个糟糕的旅游团里，没有人留意我。接待人员一直被杂事绊着。

第二天晚上，我们不再做戏而是去看戏。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演出。为了以防万一，一个防爆特警的大方阵被派遣了过来。整场晚会以本地的民俗风情为主题。媒体如此颂扬之：“视觉盛宴”、“群情激昂”、“征服了所有观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爱尔兰踢踏舞、印度情景舞和男旦京剧，它们都是一流的表演。

最后一天，嘉宾们被送去参加媒体招待会。我们在那坐着，半懂不懂地听几个人就投资环境、特色产业等高谈阔论。媒体拍了些现场照片并将它们放在网上，留下了我们当时昏昏欲睡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我又被带到另一家大酒店，我在会议厅乖乖地坐着。本打算找旁边的女孩聊天，但发现她是本地的媒体，我就把话咽了回去。不久，四位佩戴着胸花的外商嘉宾和相应的中国人走到会议桌前签约。这四位都是我们队伍中我所说的真正的外商。

媒体记者拍了些照片，采访了签约的人。后来媒体发表的报道里说，他们投资高达6000万美元。会散了之后，嘉宾们走去附近的餐厅吃饭。半路上，我接近一位签约的外商。据报道称他在农业方面投资高达1600万美元。我好奇地问道：“你签了什么协议呢？”

他放慢了脚步，四处张望一下，确定没有人偷听。他压低声音说，“说实话，合同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不懂汉字。人家请我参与签约仪式而已。”

此事过去一年以后，我又收到当初那位联系人的一条信息：“今年的会议快开始了，你能帮我邀请你的朋友来玩吗？”

作者马可文(M. Rose)是生活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