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午时将近，饱受轰炸的重庆闷热如蒸，一名助理带着短波收音机，进入中国统帅蒋介石宽阔但简单的办公室，将收音机调至东京电台。几分钟后，懂日语的蒋介石，静听着裕仁天皇第一次向日本人民“玉音”广播。这位象征日本国魂的神圣化身，告诉人民“堪所难堪，忍所难忍”。为了无辜的生命免于“残酷”的敌人炸弹，他已接受盟军领袖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换言之，大武士国已接受无条件投降。
战争终于结束了。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抗战八年，一半时间几乎孤立无援。实际上1931年日本夺取东北以后，抗战已断断续续激烈进行。14年的争战结束时，至少三百万中国军人因战伤亡，另有大概超过一百万的军人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死去的绝大多数士兵（超过90％）隶属蒋介石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平民死于战争的亦达九百万人（遭轰炸、射杀、烧死、饿死、淹死）。数千万人在多个时期沦为难民，其中大量死于难民营或于迁移途中死亡。逃离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中产家庭已几近失去所有。数百万的农家，成为日本皇军“烧光、抢光、杀光”政策的受害者，贫困无依；城市整个炬尽成灰，有些城市遭劫不止一次，例如长沙。
当天傍晚在重庆，蒋介石前往一间窒热的播音室，向全国人民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站在麦克风前，一如往常挺直，身着朴实军装。他的秘书陈布雷病了，所以是他自己写的讲稿。他调整了角质边框的眼镜，用清楚、高昂的声音向全国报告日本的投降，赞扬国人的英勇奋斗，并且感谢了盟友。“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
”，他开始说，“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大多数中国人恐怕不懂他浓重的宁波口音，但知道他传达的是什么。他然后谈到未来：“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他最后迂回地提到了内部敌人：“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 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这个消息先由极少数拥有收音机的人转述，接着在中国所有的城镇，大家奔走相告。大多数村庄没有收音机，但在一个小时内，每个人似乎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从上海到重庆，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地方，上亿的男女老少涌入街头，喧啸欢呼，日本士兵则守在营房里茫然发呆。数百万的爆竹通宵噼啪作响，到第二天也未停歇。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令他们难以呼吸，高喊着‘美国顶好’！”这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庆祝场面，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尽管是美国人与原子弹打败了日本人，中国人並未因此觉得不是中国伟大的胜利。毕竟中国人觉得这么多年来已竭尽所能，牵制上百万日军与千架敌机于中国。
在广播讲话中，蒋介石告诉国人不以日本人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当晚他离开播音室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 观察到，有那么一瞬间，“这位现代中国官吏淡定的外表被刺破了，多年来的疲惫和负担流露出来。”这种反常随即消逝，“委员长（the Generalissimo西方人这么称呼他）点头但未露笑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回到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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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哩以北，尘土飞扬的延安，毛泽东总部庆祝抗战胜利的场面冷清。延安基地的美国人发现，中共似乎仓促地安排了一场冷淡的公开庆祝，以迎接胜利的消息。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知道，全国人民都认为这个巨大胜利是蒋介石的胜利。
不过当天晚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并没有参加庆祝。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打打停停将近20年，争的是哪个党和领导人能够实现伟大民族的复兴理想。双方领导人口头上都说要致力于谈判，以实现中国的平和统一，但心里都知道，其实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经开始。凭藉着钢铁的意志和顽强的节制，蒋、毛都度过了严峻的失败，也度过了实力远不如各自敌人的漫长时期。此时，蒋介石似乎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占尽优势，他从未如此孚众望，权力达到高峰。确切地说，美国人将完成国军39个师的训练与武装，这是蒋在未来的斗争中最佳的保障。但是毛泽东比蒋介石更乐观。美国人在延安，对蒋而言，象征着潜在但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当局蔑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蒋早就私自认为，共产党的军官、士兵、文职干部，整体上比国民党的对手更尽心尽力、更守纪律，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这种认知使他看到的前景更黯淡。
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向他保证，“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出现”，并且特请他“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无疑地在毛的眼里，这次邀请是个计谋，用来表现国民党远比共产党更期盼团结与和平；而且印证了他对蒋早有的看法：蒋不真诚，但坚信自己的品性仁慈端正；更印证了蒋操纵政治与管理危机的能力。
蒋介石崛起的故事包括恒毅、忠诚、冒险犯难、刚正、以及愿意承认，降临于中国与自己的悲剧，不是他个人所能改变的。他原本是个眼光狭隘的军官，仅在军事预备学校受过一年的训练，逐步成长为国家领导人，深具战略眼光，理解中国与国际事务的动态，往往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弱势。蒋介石也会合理化自己的作为：他以战争的情势紧急为理由，以实现国家的目标为理由，在大陆，做了冷酷的战略、政治决定，在台湾，容许无情的军事镇压与秘密警察镇压，牺牲了上千的生命。他的伪善不下于其他的威权领导人，但他并不愤世嫉俗。他无异于同时期其他人物（包括共产党）：在大陆很长一段时间，与秘密政治团体、黑社会的关系匪浅，并且课征鸦片税作为政府的部分财源。尽管如此，他自认为是一位道德、真诚、现代的儒家基督徒，他背後的动力，多半是出于中国统一、现代、独立的愿景，而较少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当然毛泽东也同样地合理化了暴力土地改革，他以一个超然的目标为理由：为了实现平等的、乌托邦的社会，必须以暴力破坏旧秩序。
来源：http://select.yeeyan.org/view/158331/32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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