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孤桐等，曾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重要角色。他把日人宫琦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是国内最早宣传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一人。他主持过《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笔政，并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先后任讨袁军秘书长、肇庆军务院及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5年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期间，因女师大问题与鲁迅结怨，长期以来在左翼文化界名声很坏。由于在五四运动时期对青年毛泽东有过私人恩惠，晚年受到特殊照顾，曾上书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提出异议，竟然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在“文革”高潮中出版国学专著《柳文指要》，除郭沫若外再无其他人有受此“皇恩浩荡”之荣幸。对章士钊这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盖棺论定，都不应以人废言。他早年提出的的政本思想，对于今天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1914年5月，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创刊号中发表名为《政本》的长篇政论文，提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他驳斥了时论将政本系之于总统大权的观点——“右之者以为总统而有大权，国即强，否则弱且亡。”他质问，“国会灭，宪法草案消，约法之效力久停”，元首大权“全然无碍，已非一朝一夕，所谓强国，其效果何如者？”现在国事困顿至此，其病灶何在呢？“愚尝为彷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恶异。”
章士钊认为，好同恶异者，归根结底是兽性的表现，所谓“生物争存，律曰同化”。至于人类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即牛顿）之言动，达尔文之言天演，欧人迎之，遂成为新旧世界相嬗之枢机。”不幸在吾中华，两千余年来，“苟简之思，单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至凌夷至今，莫可救药”。“其在政治，尤有甚焉。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举数千年之政争，不出成王败寇一语，其中更无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国法范围之中，从容出其所见，各各相衡，各各相抵，因取其长而致于用，以安其国，以和其人”。
章士钊指出，以强人同己来求治，犹如缘木求鱼。“论治之家，所以深恶夫同者，非于同而必有所恶也，恶夫同之不足为治也；苟足为治，则专制政体，至今可留于欧美”。政治上的好同恶异者，有两个无从索解的难题。
国家一元化政治，非主政者一手一足之事，“是必托乎朋类，而朋类以恃其为同之故，恒从其意而不从其令。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窃。倡为同者，本不喜法度（例如毛泽东就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引者注），则为其子者，宜恶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齐之，此必不可得之数，是将有暴扈恣睢、坏法乱纪，而以其为同也，主者莫能问。”主政者因党同朋类而纵容包庇坏法乱纪，“以云为同，已不能副其实矣。”
其次，“凡为同者，所隶之人材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盖同其道，小人之同，则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异，同其利者，以异而同。夫至有小人之异，伏其所以为同，则奸悍倾巧，相贼相害，无所不恣，无所不至，主者将坐视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为同者亦罕矣。”大希特勒下面，必有无数的小希特勒。小独裁者的心思却各各不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上的大员，口口声声讲政治，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干的却是巧取豪夺、男盗女娼、中饱私囊。“凡为同者，其必至之势，首为蒙蔽。固古之善为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赵高二竖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赵高陈鹿于廷，强指为马，群臣莫不马之，何也？慑于秦廷之同也。（引文至此，不由得不联想“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欢呼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场景。）蒙蔽至此，必非为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达于真同之域，遑问良否。”
章士钊引申苏轼的话说：“‘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此诚深通治道之言，所谓恃智，犹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即同有所不及也。”求同而致乱，大者三百年一轮回，中者“七八年来一次”，小者单数年头“收”双数年头“放”，中国人已经领教得太多了。
好同恶异的反面便是有容政治。时论咸以为英国之内阁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典范，章士钊提醒说：“今人艳称英之内阁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盖必国家先容有反对派之发生，而后有内阁政治；断非异军苍头特起，创造一内阁政治，以期反对者潜滋暗长于其中也。要之英伦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对者之得力，无可疑者。”他引用英哲的话说：“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一国之政论，必待异党相督，而后有执中之美”。“二党之为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国，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章士钊指出：英伦政治之精髓，全在付反对者以批评之全能。一党执政，“而所以摧其同者”另立一党，二者堂堂正正，交绥于议会之中，此外新闻著述，又各以自由而为同异，这就是现代政治之大观。“读者明辨乎此，可以进语共和政治矣。”
何谓有容？不是能容纳与己相同或相近的意见和党派，而是能容纳与己不同或对立的意见和党派。此前两年，章士钊便曾撰《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文中写道：“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实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己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善哉美儒罗伟之言曰：‘认明反对党为正当团体，如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也；成功之他要素虽多，而皆自此流出。’”
要实现有容政治，就必须将此条件一以贯之于各种不同的情形：“一在竞争时，二在得势时，三在失势时。竞争时而守此也，则不至有暴举，诉之选民外，不至使用他种卑劣手段。得势时而守此也，则不至以势凌人，谛听反对党之忠告，而保持己党固有之力，且加淬励焉。失势时而守此也，可以释然于党势之消长，嫉与忿两无所用之，且并了然于己之所以失败者无他，特本党党纲，未为国人所共喻，由于鼓吹未尽其道，此后惟当整顿第二次旗鼓而已。”如此一来二去，久而久之，共和政治自然便会走上轨道。
有容者必先明调和之义。“一国之内，情感利害，杂然并陈，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群体将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问题领域，及于是焉者，非以全体相感相召相切相磋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国之长图也。”“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美儒罗伟，谓为政制传之永久所以必具之性。”“调和者实际家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则，先入以为之主。”章士钊在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说：“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旧制初覆，首难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组织，施之国家，势将与国中旧有之利益，方方冲突，于斯时也，一国最强之权，握于少数之主动者，彼恒易滥用其权，强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齐，乃物之情，独裁无上之君，且不能执一以驭万，何况以共和之名相号召乎。其极也，必至反动大起，国本以摇”。“吾国调和事业之无成功，病即在此。”
作为革命党人之一员，章士钊认为有必要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反省。他认为，“虽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政府党人抱怨“以袁总统之雄才大略，从政期年，而一事未举”，并非全然无理之言。革命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力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章士钊在《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中就曾批评道：“惟同盟会人郑师道，噪于参议院，标明自同盟会外，不认他政党，举动之不规则，亦非寻常，虽非出于同盟会之负责任者，而此种举动，有妨党誉，同盟之健全者，亟须戒之。”党人中激烈者如戴季陶，在孙中山向袁世凯转移权利之初，即骂袁“罪大恶极”、“贼民卖国”，是人皆可杀之“国民公敌”。党人中稳健者如宋教仁，为了拼凑国民党内阁，不惜将旧官僚悉数拉入党内，企图将政坛同化于国民党。这些都是与“政本有容”，“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的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
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北洋系旧官僚兵戎相见后，后者检讨自己于民国初立时“误于优容”，党人在移交权力前特意制定的“束缚驰骤之约法，不得不勉遵之”；章太炎那样的“放辟邪侈之元勋，不得不敷衍之”；陈其美那样“暴厉恣睢之都督，不得不容忍之”。“一旦决裂，将假面悉行抉去，虔刘乱党，至于净尽”，“近且灭议会，禁党派，废自治机关，用纯乎政府系之议员以修订大法，一载以还，清议绝灭，正气销亡，游探满街，道路以目，新闻之中，至数十日不著议论，有亦只谈游观玩好无关宏旨之事”。看来王朔之流风行国中，也是由来有自。革命党人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检讨，他们认为：“吾党之第一失着，在与袁世凯言和，其次则在南京政府之引用旧官僚，以致本党藩篱，不期尽撤，迨南北同一之后，袁氏行其阴谋，政党从而扰乱，吾人降心俯首，与之提携，迁就愈甚，横决亦愈甚，顾今后吾党如或成功，非尽所有旧势力摧陷而廓清之，使无遗孽，不足自保。”孙中山甚至认为自己在党内也是“误于优容”，因此要求党员打手模效忠党魁个人，导致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元勋无法与他共存于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在孙黄此次分裂时，章士钊站在黄兴一边，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非主流派。从此以后，政本有容的呼吁，在中国政谭中便几乎成为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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