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四，系列之一至之三請見本刊第38-40期）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是一場浩劫。文革中那麽多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整死，那麽多人受苦不過含冤自殺，那麽多人被當成階級敵人消滅；文革中冤獄遍地，冤假錯案不計其數，正直、清白的人被當成是叛徒、特務，不小心打碎毛澤東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畫像的報紙墊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鬥發展成毛澤東歡呼的「全面內戰」，群眾組織用正規軍的武器開戰，無辜的、無組織的群眾被武裝組織甚至軍人開槍屠殺；文革中數千萬青年人無學可上，被發配上山下鄉吃苦，虛耗大好青春，耽誤自己並殃及家人。
對於這一切，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有沒有責任，有什麽樣的責任？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照這樣的說法，對於文革這樣的大災難，毛的責任只是認識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沒有辦成好事。
我認為，僅僅用認識上的偏差和錯誤不能解釋毛澤東的罪過，我們不能迴避這樣的問題：毛澤東做了那麽多錯事、壞事，有沒有他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其中涉及到人命關天的部分，該不該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正統的解釋是，他對中國出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估計過高，把劉少奇當成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就算我們同意毛澤東的看法，認為劉少奇搞了修正主義，而且也同意毛澤東的看法，應該打倒劉少奇，在這種假設下我們還是要問：毛澤東有沒有權利把一個與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戰鬥幾十年的同事整得那麽慘？對於劉少奇在極痛苦、極悲慘的狀况下死去，毛澤東有沒有個人責任？
「打倒劉少奇」，這是一個政治概念，但這只意味着剝奪劉少奇的職位和權力，完全沒有準確地說明毛在文革中對劉的所作所為。事實上毛是「誣陷和整死劉少奇」，毛通過中央專案組誣陷劉是「叛徒、內奸、工賊」，專門挑選劉少奇 70歲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遠開除出黨，在精神上殘忍地打擊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劉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用飛機押送到開封，最後慘死在那裏。
有人會說，毛大概不知道劉臨死時的慘境，這不可能。從鄧小平女兒的書中可以看出，鄧下台後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關注備至，了解得一清二楚；從陳伯達的回憶中可以知道，對於被關押的高級人員，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工作人員不敢不報到毛澤東那裏。毛對劉的境况的關注，只會超過而不會小於對鄧、陳的關注。對劉少奇生命處於絕境的情况不向上報告，下級執行人員中有誰敢負這樣的責任？
其實，很多罪責是不能用「認識」輕易開脫掉的。錯誤認識和實際上發生慘劇，二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其間有若干重要的環節， 涉及法律、道德、常識、人性等等，在任一個環節堅持良知和常識，遵守法紀，都會阻斷錯誤認識導致慘劇。如果僅僅是主張「毛澤東比馬克思、列寧更偉大，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那麽這種認識方面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如果把這個主張推演為「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從而要受到嚴厲懲罰，就像張志新、王申酉、史雲峰因此被槍斃那樣，就遠遠不是認識問題了。再打一個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認為「猶太人是惟利是圖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紙上，那麽這個完全錯誤和荒謬的主張可以說是個認識問題，但基於這個主張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和毒氣室，還能說僅僅是認識錯誤嗎，難道希特勒僅僅是犯了認識錯誤？
除了整死劉少奇，文革期間毛澤東可以在法律意義上定罪的另一明顯事例是縱容、支持和推動武鬥。毛對於武鬥中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槍下負有直接責任。
1967年夏季，毛澤東向軍方發出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論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請注意，那個時候的國共關係與今天的國共關係迥然不同，那是「革命與反革命」、「你死我活」的關係，是必須「用戰爭來解决問題」的。
1975年，毛發布「重要指示」，其中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
很難設想，毛澤東作為被全體中國人無限熱愛和擁戴的領袖，怎麽可以把一部分中國人說成是共產黨而把另一部分中國人視為與之不共戴天對立的國民黨，怎麽可以下令叫軍隊送槍給一派去消滅對立的一派。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有一個高尚的社會理想，要實現社會烏托邦，他的動機是好的。就算如此，問題在於毛澤東有沒有資格、有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億萬人推到一場劫難中去？我們要問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沒有權利拿人來搞共產主義實驗？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運動，甚至命令林彪「武裝左派」，發槍給一派以鎮壓和屠殺另一派？你有沒有權利把中國幾千萬青年學生推入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哪怕是要鍛造一代新人，你有沒有權利把一千多萬中學生流放山鄉，讓他們背井離鄉、遠離親人，吃苦受罪？認識和理想是一回事，犧牲民眾的利益、剝奪人的基本權利是另一回事。
其實，身受其騙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認為毛澤東的問題只是認識問題，他們早就提出了毛澤東的個人道德和品質問題。以下僅舉幾個見諸於文字的例子。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中寫到，毛澤東完全清楚羅瑞卿無限忠於自己，但「想不通毛澤東為什麽要整羅瑞卿，毛澤東從來沒有認為羅瑞卿有野心，是壞人。所以，除非是毛澤東品質有問題，否則他為什麽會白白冤枉一個好人……」當然，這裏沒有明說但大家都知道的是，為了換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愛將羅瑞卿。
林彪身亡後，毛澤東陷入空前尷尬的境地，因為正是他本人，給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澤東居然毫無慚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給江青的一封信證明他早就對林彪有認識，自己還是一貫正確。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記敘了毛在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讓周恩來把這封信出示給林彪，並在林彪看後當面燒掉，但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卻叫秘書抄了一份。徐景賢寫下了當時人們普遍的疑慮：「毛主席既然對林彪『早有察覺』，為什麽仍舊堅持選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這一點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他還委婉地提示：「這封信從燒毀到公布的過程，也是耐人尋味的。至於寫信人、送信人、讀信人、燒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麽心態，就只有留待讀者和硏究者自己去細心揣摩分析了。」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寫到，1962年7月，劉和毛發生了一場爭執，劉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卻憤怒地反問劉：「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毛對千百萬中國人的死活持何態度，由此可見。
其實，毛澤東的人品如何，作出結論並不困難。人們既可以從他的政治鬥爭手法中認清他——比如在「反右」鬥爭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從與他最接近的人的評價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或毛的私人醫生的回憶錄。不敢正視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問題，一定要把惡人說成是偉人，只能表明維護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問題。對毛澤東作出正確評價是中華民族必須邁過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經 30多年了，難道我們還只能生活在這個老魔頭他陰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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