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津珏
電影《搏擊會》（ Fight Club）曾一度瘋魔 70至 80後的青年人。內裏的反社會反建制素材、驚險好玩的無政府主義者行動為人津津樂道。故事後段男主角發現自己人格分裂，最終用槍管對準自己嘴巴，扣下機板，把瘋狂的分身轟斃。就像踏進成年階段，為自己準備生日蛋糕，一刀切下，作為告別昨天的無知與反叛。片尾的銀行商業中心大爆炸，選了 Pixies的名曲 Where Is My Mind作配樂，外界一致認為是絕配，大抵我們心目中都認為化金融經濟債務為零，一切從頭開始，必然是發瘋，是痴人說夢。
同文梁偉詩對無線劇集片尾曲《年少無知》被當成社運歌曲有很精細的分析，我不再重複。其實這些看似不合情理的大合唱在社運場合經常發生，例如可以追溯到三年前反高鐵集會，在堵塞立法會對開馬路口時，我們高聲唱卡通片《叮噹》的主題曲。回想，叮噹確是相當香港式的歌：兒時這隻機械貓還未被強逼改名為多拉A夢，我們看的都是香港配音版，都識唱「人人期望可達到，我的快樂比天高」，集會時唱《叮噹》實為塑造本土身分的飲歌。
Beyond的歌也是集會常客。但這個選擇並非源於樂隊有多大社會意識，歌曲內容多適合。實際我們唱的時候只能斷字取義，在關鍵字句上才放聲，其餘都混過就算。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因為我們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集會人士就是只懂得唱這些。
樂隊迷你噪音主唱 Billy長年支持工人運動，在講座「社運與藝術──方法與迷思」形容以往集會中音樂的最大功能是殺時間。通常音樂是用來填補遊行集會活動空隙的娛樂手段，與音樂本身沒多大關係。但經過 2005年「反世貿」，我們見識過韓國人如何運用歌曲、鼓擊去牽引運動情緒，才意會到音樂是集會非常重要的一環。學者葉蔭聰亦嘗試從學術角度探討情感與社會行動的關係。大家誤以為社運只有不滿和憤怒，但真正長久的運動能源，必然需要有正能量存在。
但一個作品的情緒可以是多面的，內容意指也可以在作品中轉向。《搏擊會》起初的社會對抗性，最終也是指向和諧穩定。整個觀影經驗就像拋出一個回力鏢，無論弧線多美多廣闊，終點也是回到你手裏，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消磨社運能量最有效方法，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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