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葉底藏花，踏雪尋梅
王家衛生於1958年，《一代宗師》是他五十過後的首部電影，或可稱為他晚期風格的開端。相對於以往年少氣盛時的電影，《一代宗師》少了一份執著，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點無奈，多了一點豁達；少了一種遺憾，多了一種解脫。
假如《阿飛正傳》、《花樣年華》、《2046》是六十年代三部曲，則《一代宗師》反成了前傳，故事三十年代從佛山開始，一直延續至六十年代初的香港。旭仔和周慕雲是本土新生代，葉問則是戰後南來的叔父輩。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的王家衛，這次合拍片之旅，是為另一次尋根的旅程。
在《阿飛正傳》、《春光乍洩》中，不無若即若離的中港張力，夾纏不清的生母、養母糾結，遠赴菲律賓、阿根廷的尋根，卻總是一無所得，甚至客死異鄉。但「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存等於故步自封」，梁朝偉繼張藝謀的《英雄》之後，再一次以「天下」為己任。南北共融、天下大同，這是合拍片大潮下的時代精神，亦是香港回歸十五年的歴史總結。
但畢竟，合拍片只是王家衛的面子，港產片情懷才是裡子。《旺角卡門》中的劉德華和張學友，來到《一代宗師》則成了張震和小瀋陽。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葉底藏花，踏雪尋梅。人雖敵不過歴史洪流，但刀卻可以藏在鞘裡，就正如登徒說：「藏，是自保，亦是承傳。」這既是對香港電影業的感懷，亦是他對本土身分文化的心聲，是為王家衛的「遺民論」。
2. 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從葉問、宮二，到旭仔、周慕雲，到當下的香港、我們，歴史彷彿繞了一大圈，又再回到原點之上。
《一代宗師》始於金樓，實為共和樓；名為煙花之地，實為臥虎藏龍的英雄地，在現實歴史中一個炸彈開了民國之門。《一代宗師》終於遼寧奉國寺，同樣是一枚炸彈，卻傷不了慈悲佛祖的分毫。
正如不少人早已指出，一線天、宮二：國共合作抗日，卻只擦身而過，瞬即分道揚鑣；宮二 、馬三：宮（公、共）家窩裡鬥爭不絕，自相殘殺，宮二（公義）敵我分明，有仇必報，六十四手（六四）忘了，還是忘不了？宮羽田、丁連山：一是面子，一是裡子，終歸還是裡子偏安於外，苟存亂世；葉問、一線天：亦一是面子，一是裡子，但這回卻是面子發揚光大，裡子亦大隱放市，自得其樂；葉問、宮二：在只圖一時的北方武林，轉不了身、回不了頭是宿命，卻在「縮骨冇品的廣東佬」身上，找到「心裡有你」的一線靈光慰藉。
光緒、宣統、民國、北閥、內戰，亂世動盪，葺爾南方小城依然健在；武館、醫館、理髮館，三教九流，化外總有一片容身之地。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只有眼前路、而無身後身。與其懷緬已逝的過去成就，不如踏實走好眼前每一步。與其停留在四十歲前不愁衣食的春天，又或像宮二那孤絕獨行的寒冬，不如走進市井熱鬧的群眾生活中，擁抱靈活轉身的香港實用主義精神。不亢不卑，無怨無悔，是為王家衛的晚期風格。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3. 香港遺民，中華邦聯
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康梁之夢，成於香江。
驟眼看來，還以為又是王家衛的金句，卻原來出自陳雲的《香港遺民論》﹣﹣繼《香港城邦論》後的又一力作，並預告明年以《中華邦聯論》作為三步曲的終章。至此陳雲的整體思路總算揭盅，原來他的終極關懷在於文化中國、立憲中國，香港城邦只是過渡性的權宜之計，最終要承托著華夏文化的復興大業！陳雲從反對天朝帝國集權出發，卻是以民族主義作為最終歸宿！高舉狹隘盲目的本土排外情緒，最終卻要「導正」出宏大包容的國族文化！？
王家衛以融合邏輯出發，最終盛載的卻是香港情懷；陳雲從反蝗排外出發，最終卻盛載著民族大業！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歴史彷彿繞了一大圈，又再回到原點之上。
或許只有陳雲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才能將如此理想遠大的民族大業，如此溫柔敦厚的儒家風範，建基於躁動不安的緊迫感，甚或崇尚暴力的民粹動員策略之上！但在陳雲的身上，我們看到的並非民主開放的未來中國願景，卻更像是毛澤東式的文革鬥爭思維，非紅衛兵不能「導正」共產主義的高遠理想！敵我分明，只圖一時…..難道真的只有置諸死地才能後生！？
須知民粹主義的奇異特質，其實不在於它必然是極左或極右，而是既能極左亦能極右，不斷自相矛盾，不斷矛盾統一……彷如千變萬化、神出鬼沒的宮家六十四手，既是不斷轉身，復亦轉不了身……倒不知一眾反蝗忠實信徒，對飄忽不定的教主時而本土，時而國族；時而民粹，時而民主；時而暴力，時而文化，又會作何感想，會否看傻了眼！？
4. 城鄉消逝，社區重生
阿巴斯(Ackbar Abbas)在《香港：消失的文化與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1997)的經典著述中，曾重點探討早期的王家衛電影，人物無不對時間有一種近乎癡戀的執迷，對已逝的年華和回憶苦苦追尋，最終卻發現僅存的只是虛妄幻象。就像《阿飛正傳》中張國榮飾演的旭仔，畢生苦苦尋找自己的生母，最終卻發現這只是一種自我欺騙；或許他那經常掛在口邊的「無腳雀仔」,「其實邊度都無去過，佢一出世就已經死咗」。
阿巴斯亦提及，當代的所有大都會均存在一種「曝光過度」的情況﹣﹣試設想過去那「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沒有身分的無根城市，是「曝光不足」的話。正是九七回歸所帶來的緊迫感，令人急於追回關於這座城市的記憶，通過地方營造、本土主義的主體建構，來抵抗國族霸權的宏大論述。但倒頭來，卻只能宿命地製造「過度解讀」，力圖營造可卻無法找到任何實在的本質，反而加速了這座城市文化身分的消失。在社會經濟矛盾激化的當下香港，欠缺實質文化根基的本土想像，最終卻被挪用作族群衝突的鬥爭策略。但在（陳雲式）民粹動員的喧嘩煩囂背後，只能移花接木於港英時代的殖民地遺產，全球化、國際化、現代化……能用得上的都挪來充當核心價值。
正如羅永生一語道破，雖然這一系列價值明顯都是自由主義的產物，但「自由主義」的旗號卻是隱而不彰；香港自由主義成為此城的核心價值，更多是因為一些有待實現的願景，遠多於一種經驗的提煉和總結；說穿了，它只是殖民環境下造就的現代性一部分，它的前提，更多是殖民商埠所需的法治秩序，和自由經濟底下附帶的文化寬鬆（陽光時務37：92）。假如將現代（摩登？！）香港化作一種三維空間想像，則最具現代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肯定非科士打的中環（價值？！）滙豐建築莫屬；而最能代表柯比意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風格，則要數天水圍理性嚴謹的烏托邦藍圖！
然而，現代化都市只是面子，僭建才是我城的裡子；中環價值是面子，鄰里街坊的傳統人情才是裡子。馬國明甚至將沿街叫賣的小販，稱作前現代時期的本土文化生母，而現代香港則力圖將這生母除之後快！任誰只要置身香港的舊區鬧市，也定能深切體會到那份新老交疊、時空交錯、南北共融的況味，那份多元、混雜、開放、流動、邊緣性、過渡性、可塑性、不確定性……又或是粗略地可稱為「後現代性」的異托邦(heterotopia)想像。敵我分明，有仇必報，只圖一時，欠一個轉身……從來都不屬於這個葺爾南方小城的本質。
其實去過邊度都無所謂﹣﹣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是為拙作《僭建都市》(A Metropolitan of Stolen Spaces, 2013)遺補。
《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鄒崇銘、韓江雪，2013年1月。
《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政策問題迷思與真相》，本土研究社，即將出版。
《環球金融．地方智慧：大衛哈維近作選讀》，鄒崇銘、張韻詩，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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