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

【註】讀者可瀏覽http://junctrebellion.wordpress.com/2012/08/12/how-the-american-university-was-killed-in-five-easy-steps/

(本文獲刊於《信報》,201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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