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集权专制不是中国的宿命

吴稼祥:集权专制不是中国的宿命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天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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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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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最早的新权威主义理论的阐述者,著名政治学者吴稼祥近些年沿着这条轨迹,全力转向了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汲取了世界政治文明与经验后,再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构筑了他心中的良好社会建制,力图破除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的魔咒,探索出其民主化的路径。于是,就有了他的新著《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本书面世以来,受到很大的关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脱销重印,也引发了学界的讨论。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哪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它又为中国的民主化和国家转型提供了怎样的建言?围绕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对其进行了一次专访。
  
  公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想,您怎么会想到用”公天下”作为这本书整个的题目呢?因为”公天下”大家都有些了解,诸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公天下论堪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具影响的政治理论之一。
  吴稼祥:一个是接地气,一个要得天光,气贯天地,你的东西才能立得住。地气就是本土文化。应该讲在尧舜禹时代,就有了这种思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自《礼记·礼运篇》,《礼记·礼运篇》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文献了,不过是概括了尧舜禹时代的那个理念。公天下从孔子生活的年代,一直到今天,实际上,假如还自称是儒家的都不能否认天下为公是这一个流派的最高理想,就是大道。所以公天下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
  但它也是西方文化共产主义概括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最高理想。不过这个公天下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略有不同的是,我们指的主要是政治权力,这里面不涉及经济权力。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公天下,应该是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或者说是公有的,或者是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国家所有,是社会所有制,甚至可以是股份制。无论是天下主权,还是天下的财产,全都可以是股份制安排。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东西方文化可以找到的契合点。
  南都:那多中心治理,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很像联邦制。我看书,感觉其实跟联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是一个最大的概念。联邦制特指一种政治状态,而多中心治理是人类事务中的一切领域都涵盖的,甚至涉及到技术领域包括互联网,它都是多中心而不可能是一中心的,或者是电路里面有串联和并联的问题。这个中心也涉及非技术领域,包括城市治理、公司治理、学会、联合会、街道、社区、都市等,都有是一个中心治理,还是若干个中心共同治理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概念?因为在《易经》或中国传统理念里,当谈到天下的时候,不特指一个政治领域,比如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个天下指的就不是国家的概念。所以天下,一旦说到公天下,多中心治理比联邦制好得多,是比联邦制更大的概念。
  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和其他的多中心治理原理是一样的,要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它更能处理一个庞大的事务。即事务越庞大,一个中心越处理不了,非常繁杂负荷不了,它就要分散承担,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国家也是这样。
  南都:那这种多中心治理与中国的历史上的分封制有何区别?
  吴稼祥:在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有传统形态和现代形态。传统形态多中心治理一般都跟土地的面积挂钩,跟地权挂钩,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封建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现在的多中心治理,它跟土地面积没有关系。但它跟总面积有关系,跟一个大的共同体的面积是有关系的,它有国界。我们把它叫做主权,一个国家有主权,主权之下有多中心,一般来说,下面的中心它有行政区划、有政府、监狱等机构设置。这种形式的多中心治理,跟这个地方的人头即人权挂钩。以前跟地权挂钩,现在跟人权挂钩。所以现在的多中心治理,我们一般称为联邦制,指的就是以主权在民、以公民权为它的组织方式的一套多中心治理,古代是以地权为组织方式。
  南都:那双主体法权又是怎么理解?
  吴稼祥: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是前面那半句—多中心治理,从头到尾论证的都是这个,虽然法权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提到了。这个”主体”有的人理解错了,以为是中央和地方。不是的,这两个主体是公民个人与地方法人,公民个人是一个主体,地方法人是一个主体,就组成双主体。国家对内不称为一个主体,国家是一个联合体,对外才是主体,是主权;中央政府不是授权主体,它是被授权的。我这里讲的主体,是授权主体。就是说公民同时给地方主体和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法人也给中央政府授权,这是间接授权,第一授权主体,是公民个人。因此,中央政府是被授权的联合体,也称联邦政府。
  
  多中心治理可让中国走出规模依赖
  
  南都:我看到您书里论证了超大规模国家有五大偏好(个人崇拜偏好、资源动员偏好、稳定偏好、一元化与凝聚偏好、停滞与依附偏好)。这些偏好最终会射向政治集权。我理解的是,整合起来的话,是不是可以归纳成集权依赖?
  吴稼祥:对,实际上结果就是走向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
  南都:这样的话,那这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宿命?
  吴稼祥:是,也不是。说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而且是大河,国家规模不可能小,它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上下游各一个国家,要是这样的话,上游截留或放毒,下游无水,或中毒。古埃及最后灭亡,原因之一,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我们不能脱离原初地理环境生存,就如同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超大规模国家,带来规模压力,这个压力导向5大偏好,汇聚为中央集权和帝王专制,这是宿命。不过,虽然飞机起飞前跑道决定它能否起飞,或起飞的方向,但一升上天空,就可以自由飞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事务,没有什么是真正宿命的。
  我们先谈下起飞前的情况。大禹治水实际上就是使得天下政治体囊括了长江黄河两岸(当然不只是这两条河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河)这就是说,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规模很大,其直径不能短于长江和黄河取直的长度,至少3000公里吧。所以这样一个非金字塔结构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有了一种政治”涟漪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叫”五服”,王城以外500里为”甸服”,甸服500里外是”侯服”,再500里第三层是”绥服”,绥服以外500里是”要服”,最后500里是”荒服”。五五两千五,这是半径,直径就是五千华里。事实上黄河长江比这个还要长,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黄河长江的上游没有人居住了,它就不会有战争。而这个规模依赖,具体起来,就可以分为水利依赖、安全依赖和救灾依赖。三大依赖决定了国家规模越大越好,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资源越丰富;国家越大,军力越强,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面积越大,救灾能力就越强。这是规模依赖所带来的。然后这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上面说的五大偏好。
  南都:中国如何摆脱这种依赖呢?
  吴稼祥:摆脱的过程,就是对抗”宿命”的过程。我这个书主要是讲这个的,规模压力如果不缓解的话,集权是必然的。我做了一个坐标图,有一条横轴和一条纵轴,两条曲线,向左下角倾斜的是权力曲线,向右下角倾斜的,是自由曲线。横轴读数为国家规模,纵轴读数为程度,权力强度或自由程度。随着规模扩大,自由曲线读数会下降,权力曲线读数会上升,表明规模扩大,导致权力强度增大,集权加深。
  这是一个交叉曲线的情况。假如我们在已有的曲线右边增加一个新的交叉曲线,规模从原有曲线的交叉点,向右扩大到新曲线的交叉点,规模扩大,自由与权力的程度,维持原状。假如每个新曲线,就是一个次主权治理中心,国家规模扩大,则并不导致专制加深,只导致治理中心增加。国家越大,治理中心越多。美国现在有50个次主权治理中心,也就是州。俄罗斯是88个,不过,普京上台恢复了中央集权。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多中心治理的原因。
  南都:但是大家印象中,因为可能接受过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教训或经验,大家总会觉得这样的话会造成内部战乱的风险?就像近现代的军阀混战一样?
  吴稼祥:我刚才实际上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造成战乱唯一的原因就是跟土地挂钩,因为要扩大土地就必须进行土地战争,以此来扩展土地面积。地方的权力不是来自公民,而是上面给的土地,主权在君。要是不满足这个权力怎么办呢?要兼并其他人的土地,发动战争。现在这种条件下,有哪个联邦国家在打仗的?
  南都:但是会不会存在这种风险,就是各自为政?
  吴稼祥:这是最普遍的而又站不住脚的质疑。其实,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联邦化后又分裂的国家,倒是是中央集权在民主化过程中分裂的,比如苏联、南斯拉夫等。即使是民主国家,中央集权也会导致分裂,比如大不列颠,先是爱尔兰独立,接着北爱尔兰共和军,现在苏格兰也开始了。原因是,不联邦化而是中央集权,个人人权问题就会变成民族问题。当下担心这个问题的人,大概是把与人权挂钩的当代联邦制,和与地权挂钩的封建制混为一谈了。其实,即使是与地权挂钩的分权,也优于单中心治理的中央集权,我在这个书里写了中国历史上公认的5个黄金时代,都与制度化分权有关的。
  任何政权结构下,多中心治理都好于单中心集权,因为每个治理中心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政治。周朝就不是一种政治,周朝有四种政治,当时周公设计的就是这样的,有的行夏政,有的行商政,有的行鲁政等,每个地方的政治都不一样。当下中国实际也是多中心治理,大陆一个,主权中心,次主权中心,还有香港和澳门。一国两制,或多制。
  另外,多中心治理允许一国多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还能防止分裂,而不是促进分裂。不同的少数民族按地域分布的,像俄罗斯有一百多个民族,分一百多块,我把它称为是拼图式国家。像美国的多民族国家叫沙拉式国家,把所有的民族都包括了,就跟拌沙拉似的。这样的不容易分裂,为什么呢?每一块都是同质的,虽然不是一个民族,但是整个国家都是同质的,所有的中心或区域都是沙拉,它没有独立的需求。但是拼图式的国家是有独立出去的冲动。
  假如说一个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话,闹独立发生共振的可能性也小,一部分人愿意独立,一部分人不愿意独立。野心家想独立,因为他拿到独立的主权就能享受更多的利益,老百姓未必。我在这儿生活和在那生活有什么区别呢?是一样的,那就没必要折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制能够缓解独立冲动的原因。绝大多数人在哪个共同体里生活,对他来说区别不是太大,关键是你给我的自由是多少,我享受的权益是多少?所以我觉得在实现民主化期间,多中心治理的超大国家能够缓解分裂冲动。瑞士1291年联邦化,欧洲沧海桑田,它依然故我。
  
  一步一步进行体制改革
  
  南都: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如何一步一步启动体制上改革?
  吴稼祥:其实中国早就想好对策了,上世纪80年代就想好了,设想非常简单,跟经济改革一样,设立特区,然后从基层往上逐渐选举。
  南都:其实现在社会的呼声也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设立改革特区,同时从基层开始,但进展却十分艰难。
  吴稼祥:改革哪都有这个问题,既得利益者是要反抗的。当年经济改革,也不是都很顺利。中国要推动民主,就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所以我说特区性的、试点性的改革,它是化整为零、釜底抽薪的改革,整体大的部分没有动弹,只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进行试点,这是第一条,它就能够较好地解决既得利益者阻挠的问题,它是自下而上的。第二,所有被选中的地方,也不会反抗的。原因是所有被选中的地方这些干部都不是终身制的,随时都有可能退休,尤其是乡镇这一级的干部退休就更早了,他既然要退休,现在去选举,如果当选,任职年龄是开放的,反而可能继续干下去。然后,如果先是3个乡镇来选举,两年以后再划定20个乡镇。再上升到几个县级试点,会有反抗吗?我想也不会。
  南都:现在社会也是越来越希望体制内有更多这种思想先进一些、肯真正干事的官员。
  吴稼祥:假如当年光绪皇帝懂得这一套,他不会下台的。这一套是邓小平发明的,而且帮过邓小平发明的最主要的人是习仲勋,第一个经济特区就是深圳,这是伟大的创造。当年划深圳特区做试点,非常智慧,那儿没有既得利益的,它是空的地方。
  南都:它是零开始。
  吴稼祥:它是一个增量,和别的地方有区别,没有改什么旧东西,都是在建立新东西,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增加了什么,所以容易成功。现在到深圳搞改革,应该也可以,它本来就是一块新成长的东西,外来人口居多,它就容易做成,这改革的试点法和试错法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和探索。中国商品经济就是这么搞的。中国的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这么搞呢?如果搞得好,大家都真的能够从中获益,正像经济改革一样,后面不用推动,各地就会高高兴兴地跟着学了。不仅可以解决体制问题,还可以解决维稳问题。
  
  –原载2013年3月10日《南方都市报》,AA26版,原标题《多中心治理,走出规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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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2日, 8:1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