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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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本文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非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重点是对革命、改革和学术话语下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年初,我受邀在天则所第469次双周讨论会上,演讲了初步的研究心得。感谢主持人张曙光教授和评议人郑也夫、许章润、雷颐、马勇、房德邻教授,他们的精彩评议给我诸多启发。因篇幅关系,他们的评议文字未能收录本文,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歉意。
  
  非常感谢天则所邀请,参加这一次思想交流。去年在网上写作了一年,但是参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我下海有20年了,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冲动,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一些过去的老朋友陆续又恢复了联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这些方式也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下海以后,不是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东西,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年争取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今天给几位老师的这几篇长文,也是在这一两年内写出来的,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和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个人的兴趣来讲,我对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比较关心,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上溯到戊戌维新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演变,进行观察和思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三大思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接下来的是对建国以来这段思想历史的研究,按照我的思考线索,试图对这段我们在场的历史作出总结。刚好天则所邀请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迫使我加快研究步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非常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与大家有一个意见交换,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想这个题目——《没有思想的中国》,恐怕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或许是,以思想研究为业的这批学者,置于他们以何处?今天来的学者都是很有思想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呢?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对“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整体上,从思想的国家生产上得出来的,当然我也会对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作出判断。《没有思想的中国》副标题是《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提纲我写了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出来恐怕会有四、五万字的量。我是分五个部分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与在座各位学者不是很一致,这么多年下海,可能我观察的角度是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观察中国思想状况及其演变应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生产、传播和效用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同时中国外来思想的引进可谓一波接着一波,各种理论观点风云际会,层出不穷。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版本。时至今日,中国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中国何去何从,走哪条道路?学界议论汹涌,文章滂沛。但是,这些争论究竟是中国的思想之争还是外来的思想在中国之争?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由此需要思考的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有思想吗?中国革命有思想吗?中国改革有思想吗?中国现有的思想场域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究竟包括哪些思想要素?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究竟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
  我的问题毋宁说是对近一百年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质问,是对权力控制下的思想生产和传播状态的关注,是对以学术为业的知识人的反思,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审视。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大概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中国革命有没有思想?第二,中国改革有没有思想?第三,中国的学术话语有没有思想?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大,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会怎么看。
  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我是基于三个观察视角。
  第一个是思想史的视角。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是由哪些思想构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今天秋风教授不在,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对应关系。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随着帝制的终结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在邓正来主编的刊物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概有4万多字。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儒学的三次话语转向,即儒学在汉代经学中完成的政治转向、在宋明理学中所完成的形而上学转向、在清代朴学中所完成的学术转向。
  我对儒学话语三次转向的分析主要是批评现代新儒学的三期发展论。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三期发展论认为汉代经学是第一期,宋明理学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发展。我认为这个解读显然是把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清代朴学置于儒学的发展中去观察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儒学到了清代朴学阶段以后,其政治使命和形而上学的冲动已基本上终结了。清代朴学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考据学等实证科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儒学的程序正义。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借助于法学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的学术评价系统。我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
  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和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我的看法是,到了清代朴学阶段,就是建构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问题它不讲了,究竟是政治关怀还是形而上学关怀,它已经不考虑了。但是,在清代儒学的晚期,就是今文经学重新崛起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面临帝国的衰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就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重启公羊学研究,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最后一次改制运动。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诠释是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最后一次挣扎,看起来像是汉代经学的回光返照,是对清代朴学的反动,其实是预示着儒学政治使命的终结,晚清变革在现有的儒学思想中已经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想马老师和雷老师有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康有为最后重建今文经学,是不是可以为理解当下秋风、蒋庆等学者重构儒学提供某种启示?康有为那儿实际上已经做到头了。秋风今天不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到康有为以后,从严复、梁启超以来,传统的儒者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些开眼看了世界的儒者,不得不从西方思想中寻找中国变化改制的依据。这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而且是指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了,儒学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已经彻底动摇,至少在上世纪整个一百年,儒学作为中国道统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使命已经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它的政治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我认为它已经终止了。从儒学终结以后,形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严复、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实际上是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儒学传统观念的新观点,比如公理观,进步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由观,还有科学观。
  从五四以后,这种思想的开放就更加全面,世界上当时所有的主义都被引进到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同思想的博弈之后,主要形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儒学尽管在政治建构上被终止,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依然存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自由、宪政、国民性改造、女性解放、教育为本、改良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是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传统主义的关键词仍然是原有的那一套概念。在我看来,三大思潮的较量形成了当时主要的理论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思潮基本上是由左翼控制的,在大学及中间地带,左翼话语是主流话语,或者是自由主义左翼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极端右翼的思想是难以生存的。而在这三大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借助于权力的推动,因为共产党当时还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它的那一套概念系统,在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1929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学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大争论,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到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有对思想生产的支配性地位,而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儒学采取了共同的批判性立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思想状态,可以认为,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判断中国的性质,预言中国的变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中国思想界不是用自己本土的话语来说话的,儒学这套话语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说了也没有人听的。要想有话语权,只有照搬西方的话语,一个是自由主义话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这两种西方话语,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在看来,这两种话语都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想从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是它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我想,新的领导人产生以后,他恐怕也会要提出一个理论置于此间,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能确立。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些不同说法究竟对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社会变迁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在前面提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当时的思想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半瓶子醋。毛泽东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是现学现卖,他当时请艾思奇每天晚上到他的窑洞里去讲课,都是现学现卖。这个现象表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还缺乏与王明为首的那些国际派在理论上相抗争的能力。毛那时非常苦恼,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主要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且这两本著作在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文本,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薄弱或不成熟,并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反而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整个思想动员主要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是以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党内思想,以大众主义(这个大众主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民粹主义)来发动群众,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共产党武装的合法性,以民主、自由这套西方说辞来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不同的话语,针对不同的对象,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非常有效。因此在我看来,共产党看起来是有不少的理论,借助于不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是实际上,它对理论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路线。建国以后,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到了邓小平和陈云时期,都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不讲理论,只讲方法,不讲价值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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