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在搜狐网谈改革一针见血!

(一)、进入百姓腰包的才是真正的红利!
     搜狐财经:前几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提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这三十多年改革是有红利的,但问题是红利怎么分配?我发现现在的分配很不公平,即便有红利,大部分红利广大公众并没有分享到。我想只有在红利进入每个中国老百姓腰包的时候,那才真正是红利!
     搜狐财经: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以史为鉴,您能否给当前的改革提点建议?
     章立凡:还是重申我的社会契约论。其实百年来我们定过好几次契约,最后都是某一方把契约给毁了。比如辛亥革命,我们追溯的话是有一个契约,但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实现;然后到1949年又建立共同纲领这样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过了没几年,就被废弃了;改革开放应该说也是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现在来看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实现。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不能再忽悠,每次喊狼来了,大家都会被忽悠一次,隔几十年忽悠这么一回,再获得延长稳定多少年,我觉得这个法子老使就不灵了!
    我想今后真要改革的话,得要把过去遗留的问题给说清楚,到底哪些作对了,哪些做错了,从执政理论上才能自圆其说,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再说一个改革,然后再混几十年,我觉得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信息时代了,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你看官方要是忽悠点什么事儿,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内谎言就被揭穿了。现在发现,网民的智慧还是比官员要高一些。这是我们的选拔机制决定的,往往都是比较听话的,不会独立思考的那种人容易当官。也就是说把大量的有用之才都给排除在体制之外了,我想很多网民这么聪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能按原有的方式执政下去,必须做出改变!
     搜狐财经:有人说改革自上而下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自下而上。但问题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章立凡:其实我来之前就在想这个事儿,改革跟维稳是什么关系?这十年不改革主要的心态就是维稳,但是由于维稳的缘故,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最后维稳达不到原来的预期效果,维稳的成本还越来越高。而且维稳已经产业化了,通过夸大、触发一些事端,使维稳显得非常重要,最后变成维稳经济产业链了。我觉得现在要想真正稳定的话,还是得改革。你回想文革折腾到最后的时候,国家也是风雨飘摇了,然后就粉碎四人帮,然后改革开放,事实是通过改革,才有了三十几年的稳定和发展。
     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了,积累的问题已经非常多了,民间的积怨也已经蓄积了相当多的能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它闷在高压锅里,我确实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崩盘。在这种情况下,高层也意识到不可能再按原有的方式下去,得有所改变。从底层开始也觉得忍受不了,再这么继续下去,各种群体事件,突发事件就会不断的产生,甚至会引发骨牌效应。我想在改革这个层面,会有一定的务实,但务实是出自各自利益的考虑。
     搜狐财经:历史上,政府一旦放权,经济瞬间过热,政府就觉得不对劲,要打压了,然后又收权。如何才能够使政府平稳地从市场领域进一步退出?
     章立凡: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还是在转圈子呢。历史经常在循环,转了一圈又一圈。其实改革就是被迫让利,无非就是官民博弈,如果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了,大家都觉得不安全了,占有利益比较多的那一方就得让利。但是究竟让谁的利?统治阶层也好,利益集团也好,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博弈,这种博弈就是谁来主导分利、谁来主导改革的问题。我以前也打过这个比方,一个大船遇到风浪了,船长说扔点货物,要扔谁的货呢?扔谁的货,哪个货主都不干。这时候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其实未来也面临着这种形势。你要让,你让哪一块?这十年政治体制不改革,利益集团不断壮大,体量已经非常巨大了。这个时候船长就有危险了,如果货主们都不愿意扔掉,也可能合起来对付船长,这个时候就出现象八十年代那样的局面。
    (二)不要错过最后的改革机会
     搜狐财经:当下,尽快实施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高,您认为,改革能否彻底解决分配不公?
     章立凡:像这种不公现象,其实可能很难解决。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让老人家们让出他的医疗条件来,或是已经退休的高官让出他的待遇来,可能都会遭到非常激烈的抵抗。有一些学者主张“赦免论”,就是说以前你们贪的都不算,一笔勾销,今后改革,你们同意改革就行,想以这个方式来赎买。我对“赦免论”是有疑问的。在历史上,这种方式已经被赖帐多次,这一次即便达成这样的契约,我也很难相信。
改革太慢太快都可能会引发革命
     搜狐财经:清末的改革风险或者难度也很大,能否总结一下当时失败的教训,给现在提点建议?
     章立凡:清末的情况是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革命跑到了前面。当然大清还是留了不少遗产,比如说地方自治,1908年颁布试办地方自治章程,其实在此以前这一股思潮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地区,从太平天国之乱以后,汉族大臣们的政治集团已经有一种意识,就是汉族人不能全听满族人的,甚至也有人向曾国藩建议,干脆取而代之,但是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从地方势力的成长来看,是形成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也因为他们有这个实力了,当然也是由于沿海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所以到了庚子之乱的时候,就会出现“东南互保”这样的局面,也就是说朝廷的乱命我们可以不听了。这一套东西后来又通过办地方自治这种方式,进一步制度化了,地方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可以通过士绅表达的民意来表达和管理地方了。这种遗产后来留给了民国政府。你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其实是由于有了地方自治基础,所以很顺理成章的把巡抚衙门变成民国都督府了。比较一下,历代的这种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要流很多血的,辛亥革命流的血不算多,而且没有引发大规模种族仇杀。满族人统治汉族将近三百年,应该说积怨不少,但是通过退位方式就完成了转型。我想这些也是清朝留给民国的一些遗产。
      至于说负面的遗产肯定有很多,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做法。比如说废科举,很多的士大夫,本来想靠科举来走仕途这些人,一下子几十年书白读了,他们就加入了反清的行列。犹如现在花钱买官,已经买到了局级了,再想往上,你们却要改章程了,这时候体制内的不满就会出现。过去我提出改革太慢了,所以引发了革命。雪珥最近提出了改革太快了,也会引发革命。有些东西改得太猛了以后,也会引起反弹,也会出一些对政权负面的影响。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改革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章立凡:击鼓传花,传到了现在这一代。十年不改革,给改革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到了现在就更难改革了,因为现在改革就要冒更大的风险,所以也有一些人说,不改革的话,还能拖延一些时候。如果立即就改革,就有可能崩盘了。我想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但从执政党角度来讲,大家常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那么到底是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改革,动个大手术,也许还能够有一线生机,如果不改革,把这个最后的改革机会错过的话,就像医生对癌症病人最后说的那个话,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等着吧,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到底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有多大的决心来改革,现在不知道。从学习十八大的文件来看,好像我们还得等。但是这五年,我觉得很关键,如果第一个五年中,政治改革由于各种原因起动不了,有可能第二个五年再想改也非常困难了,基本上改不了了。

    (注:以上内容由章立凡本人根据录音记录文本整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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