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中国须兑现人权公约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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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须兑现人权公约承诺

 

张倩烨


“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近期,中国逾百位学者、媒体人、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联署发出公民建言,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政府一九九八年就签署了此项公约,但始终未提交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十几年来,每逢全国两会,总有人呼吁人大尽快批准公约,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超过一万名公民联署要求批准该公约。今次首批联署者已达一百多人,既有秦晖、贺卫方等学者,也有笑蜀、王克勤等媒体人,还有浦志强、周泽等知名律师,以及戴晴、冉云飞、王力雄等作家。

中国当局宣传系统在得知联署事件后立即下发禁令,要求媒体不得对此进行报道,联署全文及名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遭到封杀,显示此事触动了当局的紧张神经。

百余位公共知识分子为何此时联署要求批准公约,联署动机何在?参与首批联署签名的受访者向亚洲周刊表示,此时发起建言主要有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政府签约后,人大一直没有批准,这既有全国人大的责任,也有公民的责任。此时发起公民联署建言,是落实公民责任,由公民向人大施压。

二是此时恰逢领导集体换届。两会后将迎来“习李时代”。习李时代的底色、时代的议程和发展方向不能由习李来决定,要体现出“人民的主动性”,参与时代议程的设置。这个时代刚刚开启,此时公民社会主动设定时代议题恰逢其时。

第三,对“习李新政”进行测试。联署是个风向标,用来测试当局的态度。联署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合力推进的结果,是所有积极、健康的力量全方位推进,不光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也不是只有体制外才能推动,应该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

第四,把联署作为一个支点。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要在可用空间内努力。“保护基本人权,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空间、撬动各种力量合力的支点。我们提出最低的诉求,让各方面都能找到共识。一种底线推动。”

一位联署者表示:“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有联署者评价,公约在过去十五年中一直未批准,因为当局很清楚批准这个公约意味着什么:整个体制没法适应,既得利益会受到巨大冲击。“最后的批准一定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没有公民社会力量的推动,没有公民的主动精神,永远不可能实现。”

据了解,该建言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也曾遭受质疑:联署努力未必奏效。但首批签名者认为,此次行动首先是对执政者的人权教育。执政者有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党的教育,唯独没有人权教育。“我们以公民的姿态给他们上课,要他们知道人权是需要尊重的,告诉他们社会的反应和需求,这个告知需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进行人权教育。现在他们出面封杀,说明他现在看到了,感到压力了”。另外是对公众的人权启蒙,“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政府十五年前签过这个,大家可以提出要求。”

此篇建言提出的是“底线诉求”。联署者认为:“公约是中国国务院自己签署的,是他们自己的承诺,我们只要求他们兑现承诺。”

联署者将这次行动定位为“一次社会运动、一次大规模的公民训练”,最终的方向是建立公民社会。“在训练过程中,让社会成熟。社会自身就会有对权利的要求。社会运动需要题材、目标、方向,由此为社会运动提供一个能够操作的题材和目标。”


联署者表示,此番联署行动“跟革命党想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政权不重要,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推动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在基本人权层面与国际接轨。这跟以政权为目标的路线是有区别的。”

 

 

亚洲周刊 2013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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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日, 12:0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