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高岗也是个“彪子”

荣剑:高岗也是个“彪子”

——读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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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   
荣剑  

  
  读王海光大作《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深有感受。王海光作为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面对已被长期沉默的历史问题,不沉默,敢于发言,是对历史负责。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其实都是历史问题,我谓之历史的惯性。在同一个政治伦理系统中,在相同的政治机制下,许多看似偶然的政治现象会反复或重复出现。有心人,当然史家更有优势和责任,在历史的比较中能够发现被诸多因素遮蔽的一些东西,总结出一些道理来。中国人喜欢在历史面前谈“以史为鉴”,但奇怪的是,不接受历史教训屡犯历史上相同错误的政治家不在少数。如果现在有人号召党内学习历史,应比学习雷锋更有益处。对历史真的应该有敬畏感。
  高岗事件,我在前些天发的那篇文章《人有病天知否》也有提到,我把他归之为是党内本来无病在政治斗争中被折腾出病来的那类人,他最后显然是精神崩溃而死。历史无法假设,如果高岗读过一些史书,有一点历史意识,他就不至于去死。中国的宫廷政治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官员被罢流放千里,后来时来运转,再次复出,也算是政治常态。高岗作为“五马进京”的“一马当先”者,深受毛的信任和宠爱,这是党内都知道的事。作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和后来东北政府主席,加之年富力强,高岗政治前途无可限量。他来京任国家副主席和计委主席,可谓权倾一时。但高岗也有弱项,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自己的班底,所谓“五虎上将”,都是他在东北时的那些地方官员,形不成一个大的山头。如果他真有野心,和刘争宠,就当时力量对比,显然不是一个水平级的。党内其他几个大员,如林彪、陈云、彭德怀,和高岗有过合作,私交也不错,但要形成政治同盟,那还差得远了。这些大员对高的底子显然一清二楚:有能力,但政治上未必成熟。彭当面见他喊“高主席”,背后喊“高麻子”,有佩服的一面,也有不太敬重的另一面。这些微妙的政治关系,高岗缺少正确判断,过高估计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加上在东北呆久了,染上一身“彪气”,干事莽撞,缺乏算计。
  毛对刘不满,有路线政策上的分歧,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内心固有的猜忌和提防。调“五马”进京,是忌讳诸侯坐大,削藩加强中央;对刘周等人敲敲打打,则是防着大权旁落。高岗来京,毛可谓一箭几雕,其中之一是对刘周形成钳制,权力平衡。他多次在高岗面前流露对刘的不满,暗示许愿,开几个空头支票,既是拉拢,也是对高的考验。对于毛的暗中布局,高岗政治智商不够,错误领会圣意,以为毛要倒刘,钟情于己,对如此大好机会,当然抓住不放,四处放风,寻衅找茬,打薄给刘难堪,给刘造成了极大被动。刘作为党内第二把手,长期在中央经营,占据党内法统,有华北的山头,也有军界的人脉,工作能力强,权威除毛之外,无人可以挑战。但在高岗咄咄逼人之下,居然委曲求全,在党的会议上自我检讨,主动表示要向高主席学习。刘的退让,表面上是怯于高岗的进攻,其实是主动向毛示弱,以实际行动打消毛的疑虑。事情的变化,最后出人意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刘从被动转向主动,谈不上是绝地反击,好像不经意间即扭转局面。高岗外出回来,发现他已失宠,毛给他的几张牌居然都打不出去,其中奥秘,至今尚未有人彻底破解。可以猜想的是,毛在那时,对刘的信任还是大于猜忌,还没有到彻底摊牌的时候。
  高岗那个时候的内心痛苦,可以理解,变化的太快,翻牌的时间太短,来不及考虑,更来不及反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拿下。由于也没有机会向圣上当面陈情,搞不清毛为何突然翻脸,心里肯定憋屈,憋的时间长了,一定憋出毛病来。高岗最后决定自杀,是精神崩溃,也是彪劲上来了,有一了百了的意思。毛在得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时,就有一个态度:很失望,想不到我考验你一下,你居然就这么窝囊。毛原本是打算先把高岗发配到陕西某地当个地委副书记,看看再说,因此起初也就没有高饶反党集团这个说法。谁知高岗自己不争气,自我了断。这决不是古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而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彪子本色。高岗一死,罪名自然加大,党内斗争的合法性就是扣帽子,没有帽子也要找个帽子,否则,一个高级干部突然消失了,怎么向党内党外解释。把饶漱石找来垫背,打入高岗集团,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和残酷性。“小饶”和高岗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更无串联行为,居然被绑在一起,个中原因,或有许多,高岗盲目赴死,应是其中之一。
  高岗如果不死,按毛的一贯做派和党内政治逻辑来看,应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高和刘之争,毛是知道内情的,也是在他的一手导演下进行,他岂能不知道高岗对他的忠诚度。或许有人进谗言,说高岗里通外国,勾结苏联,这事离谱不说,就是有些蛛丝马迹,放段时间,自然会有分晓。毛把高岗作为制约刘周的棋子来使用,高岗自以为是,想取刘而代之,是犯了大忌,整肃一下,很有必要,但还没到整死的程度。给出路是一个好的选择,既给高岗一个反省的机会,也留着以后备用。现在说高岗是个“彪子”,不是没有道理,他一死,坏了自己的名声,也让毛手中少了一张大牌。毛后来对党内主张“五不”,其中有不离婚不自杀,潜在的有对高级干部政治生命的长远考虑,这种考虑不是出于什么关爱或人道之心,而是出于党内斗争的安排。毛在文革初期,听信林彪的说辞,拿下长期跟随自己的亲信罗瑞卿,多少有些无奈,他在得知罗跳楼试图自杀时,极为愤怒,这份愤怒中何尝没有他拿罗来制约林的一份心思呢?在毛的人事布局中,讲究平衡和互相制约,是维持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招数,也是确保他对权力有效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他眼里,没有所谓忠臣奸臣之分,只有棋子或筹码而已。
  王海光的文章,对高饶事件的描述更为准确,从“政争”导向“权争”的过程中,揭示出高饶事件的本质,我的上述言论,只能算是一个思考。执政党历史,以前充满着诸多宫廷式权争甚至政变的事情,政治恶斗不断,政治伦理败坏,原因还是在于缺失党内民主,没有法治保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化是关键环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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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7日, 8:4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