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2 月28 日,
台灣民眾在台北自由廣場集會紀念二二八事件

 

文 /林怡廷

苦難終結,禁忌不再,但創傷猶存,和解尚難。眼下台灣,共生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

「我最近透過朋友取得一份資料,可以證明我父親沒有貪污。」眼前的高英傑和照片裏的高一生神似,阿里山鄒族的輪廓深邃,只是高一生眉宇多分英氣,高英傑則溫厚,高一生被處決時是 46歲的壯年,而高英傑已經比父親歿時的歲數多了30。

高一生曾是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首任鄉長,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為守護家鄉,曾率族人下山攻佔嘉義彈藥庫和嘉義機場,後因曾收留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台南縣長袁國欽,1954年以窩藏匪諜的「叛亂罪」及「貪污」被槍斃,高一生案在 2006年陳水扁政府將「湯守仁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叛亂案解密了,但政府沒還我父親貪污案的清白,」高英傑手上的資料是當初嘉義市地方法院判貪污案不起訴處分,但官方未予以平反,「還有一半族人認為父親貪污,恢復名譽只能靠自己。」高英傑輕輕的說。

高英傑並非特例,貫穿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生命經歷,也是許多受難者家屬的典型。太魯閣族牧師林國樑,其父親、前花蓮縣秀林鄉長林明勇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三年前方獲作社會調查的東華大學教授告知,經查詢才知父親被列為叛亂犯。他去年獲平反並接受「回復名譽證書」,但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償,基金會卻以已過了期限為由無法受理。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6周年紀念,經過 25年的民主化歷程,寧靜革命後的兩次政黨輪替,台灣在懵懂中走上轉型正義之路。一路走來,雖二二八已不再禁忌,白色恐怖逐漸解禁,但社會創傷仍在,未竟的轉型正義工程,等待下一波重新啟動的契機。

第一階段:走出禁忌

曾有長達 40年的時間,二二八是台灣社會的禁忌,本省人有句俗諺「囝仔儂(小孩子)有耳無嘴」就可知當時的肅殺之氣。

雖然 50年代海外已有些紀念活動,但在島內高壓的政治氣氛下,一直要到80年代伴隨着黨外能量漸強,才真正將二二八平反納入社會運動的議程。

1986年民進黨成立,於行動綱領第 51條明定:「公佈二二八事件真相,並定該日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見。」1987年 2月,適逢二二八40周年,海內外團體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由陳永興擔任會長,李勝雄任副會長,鄭南榕任秘書長,對外發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2月 26日由鄭南榕領隊,在嘉義發動遊行,要求查明二二八事件真相,平反冤屈,訂立二二八為和平日等訴求,現場有 1500名鎮暴警察阻擋。直到 2月 28日,台北首度公開祭拜死難者的儀式,才是台灣民間對當局要求檢視二二八歷史的濫觴。

同年 7月 15日解嚴,隔年蔣經國去世,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主導着國家侵害人權的蔣氏政權落幕,社會氣氛更加鬆動。但李登輝繼任總統時,要大家為了進步「眼睛看前面,不要看後面」,引起很大反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發動群眾遊行,台南的群眾規模甚至超過兩千人。

1989年 8月由民間興建,全台首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建立,10月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上映,這部觸及二二八的電影引起極大共鳴。社會各界如潮水般要求反省二二八的能量,像蒸氣閥一邊推動着原本的壓迫者——即便已經換了掌權人的國民黨,被迫面對過去的暴行,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便是在這樣交替的壓力下展開。

而另一方面,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認為,二二八傷痕帶來強大的族群意識,在 80、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爆發出來,也直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工程。

1990年李登輝在總統就職記者會上,反省先前要大家遺忘的「往前看」態度,但他還是認為「大家應該在快快樂樂之下,從大家的記憶中,把這個問題給過去。」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文中寫到:「當時的主政者李登輝雖然似乎懷有着台灣認同,却沒有體認到這段傷痛歷史對民族認同的重要性,也沒有認知到潛藏在民間對正義的強烈期待。」

李登輝在行政院設置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這個由各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經過官方檔案研究以及口述歷史的採集,在 1992年出版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當時的撰寫小組召集人賴澤涵教授曾回憶到,這份官方報告當時備受社會質疑,而在研究上也有不少阻力。除了當時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的軍方,或台灣省警務處與內政部警政署的警方等檔案難取得之外,也由於社會普遍存在的恐懼及不信任,民間口述歷史進行得相當不易。後來這份報告因未深究蔣介石的責任,只說他「有失察之疵」,而引起批評,但無論如何,這份報告意味着二二八事件在官方已逐漸解禁。

這個解禁的態度也反映在教科書上。1990年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首度以 58字的文字描述二二八事件:「……惟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致釀成 36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迅速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慰民眾。」雖然寥寥數語,很多老師匆匆帶過下,一般學生也無從得知更多細節,但已是多方角力下的重大突破。

1995年李登輝在參加台北新公園(後改名成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時,正式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受難者家屬道歉,是時過境遷近 50年的官方首例,同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負責受難者從 50萬到 600萬不等的「補償」事宜。

李登輝執政期間廣設紀念碑和補償,成了官方轉型正義的基調,但長期關注轉型正義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認為,這樣的基調是不夠的。當時沒有強制性的「真相調查」來釐清責任,使得台灣社會對於蔣氏功過的爭論延續至今,缺乏歷史共識而帶來的撕裂感也給了政治操作的空間。

吳乃德認為,一方面是當時,從執政者到整個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認識不夠深,不了解正義價值的確立,對一個共同體的凝聚、以致民主鞏固之迫切;另一方面也是國民黨順應潮流,尚未被推翻就自身啟動民主化,但面對過去包袱卻難以和自己和解的局限。

第二階段:追究責任

2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和民進黨主政,新人新政是處理轉型正義正當性最高的時刻,但政治現實是朝小野大,陳水扁一上任便拜訪了昔日的特務頭子、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而美麗島大審的檢查官林輝煌被任命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成為「司法官搖籃的推手」,一路平步青雲。

「這個舉動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宣示了,扁政府沒有足夠的意志和能量處理舊威權勢力。」吳乃德回憶,他認為這是繼 1996年李登輝第一次成為民選總統後,台灣第二次錯失處理轉型正義的黃金期。

但無論如何,陳水扁有自己的議程,2000年上任,他便任命專攻台灣史的張炎憲教授為國史館館長,隨後在 2001年召開「二二八真相調查小組」,並責成國防部、調查局等開放檔案供國史館研究。

張炎憲回憶,單單檔案的公開和解密,便得大費周章,「即便當時的行政首長幾乎是綠營的,但每個部會的生態不同,舊行政官僚掌握官方檔案,也不是首長下令就可以做到。」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肯定,即便轉型正義諸多不完備,但陳水扁對兩百萬頁的檔案公開和解密,確有貢獻。

經過多年研究,2006年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出,由於蔣介石不顧本省籍菁英反對,執意派軍隊來台鎮壓,事發後也未有懲處,因此是「事件的元兇,應負最大責任。」

不久後,民進黨政府宣布將「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並在「蔣公文物館」內呈現功過並陳的文物,但由於操作過急,共識不足,引起諸多爭議。當時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透過發言人表示,這份報告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而蔣家後人蔣孝嚴則提出毀謗告訴。

「蔣介石是元兇是民間早有的以訛傳訛,但真正根據檔案資料,秉着史實精神研究所作出的結論,並且出版成書,才是真正的進步,也是台灣轉型正義很重要的成就。」張炎憲回憶這段往事的驚濤駭浪,自認問心無愧,但也可惜史學研究雖有進展,其他學術領域如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界等沒有跟上。

「加害者應該要負起什麼法律責任?司法界沒有討論。我們要怎麼面對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存的社會?社會學界避而不談。政治上,國會生態的現實,自然不可能作出轉型正義的原則性立法,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求轉型正義做得很進步,也是苛求。」

加上若真要徹底清算,社會必然有很大衝擊,張炎憲認為扁政府為了執政順利,本身也將之視為次要工作。執政初期民意正沛,陳水扁選擇和解的語言,執政後期不得民心,反而將轉型正義拿來作選舉語言操作,進退失守。轉型正義一詞,也逐漸成了「綠色」標籤的修辭,背負着「操弄族群」、「仇恨政治」的污名。

第三階:試圖和解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將「記取教訓、避免重演、撫平傷痛」作為處理二二八事件的重心,試圖取得國民黨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他本人每年都會參加二二八紀念活動,並多次向受難者家屬道歉。其姿態獲得了一些難屬的理解。

但另一方面,批評者則認為馬執政是威權的回潮,尤其在對其崇蔣表示不滿。馬政府將「民主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先前功過並陳的文物,只剩下「蔣公墨寶」,成了陸客開放後的必到景點,蔣公公仔等「文創商品」熱賣。景美及綠島「人權園區」一度欲改名成「文化園區」,因遭受難者抗議而作罷。

在建國百年(2011年)的 12月,馬政府將原本地方層級的兩園區置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之下,由文建會也是今日的文化部管轄。「修建硬體設施,福利社重建得美輪美奐,辦記者會安撫受難者,零碎發包現場展覽沒有整理規劃,看不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格局。」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這樣批評。

避談加害者是台灣轉型正義的特色,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去年接受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質詢時,也不願意鬆口個人責任,而稱是「結構問題」。

「結構」是藍營一貫的論述,將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歸結在國共內戰、東亞政治情勢的特殊時代背景,正當化黨國體制,合理化人權迫害、財產侵佔行為,並且將過去和現在徹底切割。但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葉浩認為,大時代、大視野的結構式分析有其必要,但不代表不能追究個人。

但葉浩也認為,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包容、並陳加害者的意見,就像法庭上被告有自我辯護的權利,如此才合乎自由主義的多元價值。

和解前 先追求共生

「我們這代沒有資格談和解,因為我們沒有實際遭遇悲劇和撕裂,但我們希望彼此能在複數的記憶下共生。」台大化學系二年級的蔡憶穎說。

他是今年二二八在自由廣場舉行的「共生音樂節」媒體發言人,這個由台大、政大、陽明、東華等學生串連舉辦、近年台灣少見由青年主導的二二八活動,以軟性的音樂節、現場靜態展覽,還有受難者現身說法的真人圖書館形式,希望喚起更多人關心。

年輕人不只要縱向和過去的歷史共生,也要橫向和當代的議題共生。他們明白,唯有先試着剝去悲情的外衣,才會邀請到更多可能。

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曾說過,台灣現在還有「不是壓迫者的敵意」和「不是加害者的仇恨」,這種因為轉型正義未處理,而隔代殘留的幽靈陰魂不散,導致內部無法和解,兩岸更不能和平。

施明德認為,當初是少數者的流亡政府不當統治,自衛過度侵犯人權,自保過度形成特權階級。那個時代的悲劇是,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必須用一種同情的理解,才得以釋放。

「南非的族群和解單靠曼德拉是不可能的,還要有白人總統戴克拉克願意反省,主動下放權力,那才令人真正佩服。」施明德語出發人深省,「台灣有太多曼德拉,但還沒出現戴克拉克,我們需要一個智慧的戴克拉克。」

白色恐怖受難者韓若春給妻女的遺書,最後寫着:「別了,我親愛的妻女,願你們母女相依為命,享受上蒼的庇佑,樂觀奮鬥。苦難的終點就是幸福的起點。」

苦難已終,創傷仍在,和解之艱難,眼下台灣,共生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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