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性騷擾事件一單接一單,最近兩宗有關中大的性騷擾事件,更是駭人聽聞。牽涉的都是社會上赫赫有名的精英賢達,不是夕夕無名的販夫走卒。一位是大學的高級管理層(senior management)。是大學裡,一兩人之下,幾千人之上的管理行政人員,大學裡的種種重要政策校長的更替遴選都要經這個級數的行政人員作決策及實施。另一位的職銜為講座教授,這個級數的教授也很多時是院校裏的重要管理層。統領著一個學院(faculty)的發展。兩位都可算是大學的領導階層。但何以這些身居要位的高級知識份子,會惹上這麼嚴重的指控? 當中更牽涉人命。這到底反映了大學的甚麼現象,又或者社會運作裏的一個甚麼問題呢?

筆者曾在香港的不同院校當合約員工,現亦在國外當博士後硏究工作。很能體會到香港大學院校裏底層或合約員工所面對的職塲境況和香港狀況的一些特點。

或者我們應先拉闊一點看看大學自從二千年初的削資後的僱傭狀況。基本上自從削資後,大學職員已經不是之前的鐵飯碗,以前當教授或講師,享終身聘用。大學的行政人員也是公務員水準的鐵飯碗。二千年後這光境不再,新入職的行政人員、教授和講師全變成合約員工。與此同時大學的薪酬標準卻完全解體。不但工資沒有標準,升遷和工資調整也原全沒有了規則。兩個同等學歷的人進入同一個職級可以有原全不同的待遇。續約與否、合約的長短、薪酬的跳升變成完全是由上司的喜好決定。

相對於外國,香港院校的員工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算個別院校的工會怎樣奮力爭取,大學的高級管理層(senior management)都可以為了大學的短期利益或為了奪取資源鞏固自己的位置(俗稱「馬房」),而置底層員工利益於不顧。基本上大學的工會都無法有效制約高級管理層傾向肥上瘦下、權力一面倒, 犧牲底層員工利益以達到其他目標的習慣。

合約員工在這情況下只能努力和上司打好關系,希望在續約時在缺乏一套準則下,自己還能有幾分議價能力。若員工逆上司的意志,基本上職途就會受阻。不但不會拿到一個好的推薦信,在行內的名譽也有可能賠上。

在這種運作下,上司的權力越高,相對上,他管理下的員工的權力也就越弱。因為上司越在高位,在沒有其他例如是工會的制衡力量下,能制約他的高層也越少。又因為大學的高層大多是男性,被他們管理的又多為女性;除非這些男性高層們都特別具有性別意識,又或他們相對上能克己自持,否則男女權力在大學高層的職塲內可以是絕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便容易造成性騷擾的溫床。

可以想像在這勞資權力極度不平衡的結構下,若果一個高層不知檢點,要對女下屬作非份之想、女下屬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又要保住自己的飯碗,又不能一下子和上司撕破面皮,因為到底男上司的權力網絡有多深和多廣,別人會相信一個德高望重,外表看來還是道貌岸然的知識份子; 還是自己這個蠅頭小卒還是未知之數時,要挺身維護自己便不是容易的事。在這重重的壓力和考慮之下,國外的硏究便顯示,女性在職塲遇上性騷擾,只有百份之十八會正式作出投訴。硏究亦表示,當受害人相信投訴後不會得到正視、又或投訴不會有甚麼實質的結果時,正式投訴的意欲亦會減低。觀乎最近在媒體裏的披露,中大在處理職場性騷擾個案時的相對寬大處理(只以書面警告),又或中大高層們在法庭裏的作供,在在顯示了一衆高層在相信性騷擾確有發生後的取態–寧願諉過受害者不願作正式投訴,甘願自搏手腳,不打攪侵犯者,不作主動調査和追究,希望透過調走受害者讓事件不了了之。大學最高層處理性騷擾的軟弱取態,試問在性騷擾委員會當過秘書五年的死者又怎會不心裏有數,那會對投訴機制有信心? 因而拒絕主動投案。

很諷剌在八大院校裏,中大的性騷擾政策被評為是最「完善」的。可惜,亦正如一些外國的硏究所指。「完美」的性騷擾政策是不能阻止性騷擾發生的。要控制性騷擾,除了要有良好的處理機制,還要有良好的教育和培訓機制,和有阻嚇後果的處罰。若果校方徒具政策,發生事時就轉政策空子,官官相衛的自搏手腳,繼而互相包庇。希望事件能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讓侵犯者能照常生活、照常續約、照常拿退休金,還能理直氣壯的投訴自己被針對、被誣陷,那還怎會阻止其他人有樣學樣,繼續以權謀私,讓性騷擾不斷發生,越發變得嚴重 。

因為香港對勞工權益﹑婦女權益的嚴重缺乏保護和嚴重忽視和歧視,大學對性騷擾事件的縱容和軟弱無力便得以延續下去。其實香港的幾所大學已經成為世界上甚有名望的世界大學(world universities)了。但若果置身其中的領導層,在相信確有其事時,連最基本要透過追究責任來保護性罪行受害者這簡單道理都想不清或維護不來,甚麼世界排名便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像。沒有道德勇氣和承擔的大學永遠只會是二流的大學。香港政府不斷要扶植香港某幾所大學成為世界大學,但究竟又有否檢視過這些大學裏的運作,已經變成了某些高層們不受約束、放縱自我的腐敗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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