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我对当代大陆新儒家及新子学学派的一点怀疑——从国学复兴谈起,兼及儒家言说传统

黄蕉风:我对当代大陆新儒家及新子学学派的一点怀疑——从国学复兴谈起,兼及儒家言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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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  

  
  引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三十年。随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渐崩盘,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无法供应国民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也开始进入“后毛”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间因政治风波曾被压制,有所回落。总体而言,由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过渡到邓小平的“精英威权模式”,官方在思想界、理论界、政策界的定位显然还是“既防右又反左”,既要防止文革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又要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普世价值。其立足点在于引导当前的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其为“统战对象”或者“异端邪说”的准绳。
  在这个前提下,国学复兴的浪潮就显得面目可疑。其有多少成分应归属政府运用公权力在背后推动,其又有多大可能性与国家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合流,就十分值得关注。有不少学者认为90年代初的国学复兴乃中国人“寻根”“乡愁”式的文化心理复位,然笔者认为这之后的文化心态却不单纯是以回归传统重建道德为精神依归。笔者所见到的在儒学界热衷于搞“复古”“祭孔”“读经”的人有不少恰是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健将,其变脸程度堪比“一生只投赞成票永远都夸政府好”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官办文化机构对于这样的谄媚和逢迎,从最初的欲拒还迎到后来全盘接纳,亦可见这种外壳包裹以国学复兴元素,内里实际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所谓“儒学”和“国学”,一旦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政党在文化实用主义上的基本辨识度,就很容易走向自由、民主、人权的公民社会的反面,并进一步沦为某些奉行“文化调控论”的垄断利益集团的帮凶。
  当前的所谓国学复兴有三个大类,强名之曰:学院、官办和民间。一为学院派的国学研究,以国学高等研究院、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等高校的学术部门为主;二为政府政策界、理论界所推动的文化软实力输出,以遍布五洲四海的孔子学院为主;三为民间的国学发展运动,如各大高校的国学兴趣小组、儒士社、民间书院、读经班等。当然三个类型的“国学复兴”并非互相孤立完全隔绝,如一些高校和民间机构合办的以国学经典为主要科目的“总裁班”“CEO班”以及联系大陆各个地域商会、民间共同体的“儒商协会”“儒学推广机构”,就是既有(学院+民间)模式,又有(民间+官办)的色彩。然而这样的国学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国学”已经完全回归并强大到足以介入当前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地步。其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部分机构所传讲和教授的是“心灵鸡汤”式的、速食快餐主义式的“伪国学”和“伪儒学”,甚至于在前几年国学热潮当中,大批量地出现以追求商业利润和企业利益为目的“伪国学机构”和“伪儒学机构”。
  当前国学复兴,需要明确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是否“国学”和“儒学”已经真正被纳入了政府政策界和理论界的考量范畴,并有希望作为“后毛”时代中国政治话语形态中的替代表述,或者至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这其中有譬如是“儒化”共产党或者“共化”儒家的探讨,也属此类;二是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由市场经济所驱动的商业化“国学”契合了国人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心态,“国学儒学总裁班”“国学心灵工作坊”本质上和“卡耐基CEO培训”“克里希那穆提灵修课程”没有任何区别。看其教师授课之书目即一目了然,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尉缭讲读》《厚黑学》《吴起兵法》《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阴符经》等等。孔孟老庄变成于丹“百家讲坛”式的肤浅的“心灵鸡汤”和速食快餐主义,易理阴阳则沦为风水堪舆算命打卦占卜气功等封建迷信;三是国学复兴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一直以来就遭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和新左派知识分子(左)的双面夹攻。因着五四学人文化激进主义的遗传,“国学”特别是“儒学”长期作为封建主义落后腐朽之象征,是中国于近代在制度、器物、文化上全面落后于西人的顶罪羔羊。如何才能洗脱百年以来的罪名,使得其可为“真国学”,而不至于成为秉持“中国本位论”的“反西之学”,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努力;四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民间的效用有限。国学研究仍然有成为高校学术圈和精英知识分子中小圈子式“神智游戏”的危险。国学热潮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惠及全国人民,做到“百姓日用而不知”,实在让人怀疑。
  当初大儒唐君毅先生感叹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未曾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言必称孔孟”。从“花果飘零”到“繁英满树”,是否代表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被中断的道统,其缺环已经被接续上了呢?恐怕谁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上)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怀疑
  
  如此江山,代有儒生传道统;何等家国,世存经典辨华夷
  
  89年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一个与政权关系十分微妙的时期。政府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根本,以至于刚刚萌生的自由派之宪政理想遭受迎头痛击。然则政治风波所带来的影响毕竟一体两面,因为大陆知识分子受惠于文革之后十年的较为开明和民主的文化政策,已经得以大量接触西方民主自由人权之思想,他们所担心的“左派抬头”“文革重演”“反攻倒算”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事实上政府也不允许其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顿挫,并没有阻滞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仍然线一以贯之。从高层到民间,都开始反思“广场政治”和“暴力革命”之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成本,这当然也促成了后来李泽厚、刘再复、王丹等一批曾经的“异见分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告别革命”的历史叩问。
  民间有一个形容,即:经济体制的改革速度过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迟缓,文化体制改革没有进展。如此形成了当前整个中国“改革”路线“尾大不掉”的劣势,而在文化端则尤其明显。尽管言论自由程度比之文革和90年初有了很大进步,然则在关乎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议题上,仍然没有碰触和逾越的空间。四年前的某宪章事件,即是明证。当然,毛时代“个人崇拜”的威权主义的倒塌,也使得中国人的思想陷入了没有权威的时代,旧的价值观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观却没有树立,导致国人陷入了拜金主义的狂潮,以及道德素质日渐低下的境地。
  之于政府先经济后政治最后文化的改革路线而言,似乎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过是“排列组合”的次要问题。然则“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全然不同的推动主体,之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政治”之层面有赖于党内精英阶层由“党内民主”推向“党外民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经济”之层面有赖于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垄断利益集团和私有产权业主的“上下交通”式的博弈;“文化”之层面则有赖于民间人士和民间共同体的首先觉醒,自发性的道德担当和文化使命感起到很大作用,属于“自下而上”。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陆新儒家会首先于民间兴起。不同于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以“政治儒学”代之以“心性儒学”,所探讨的话题有关于“儒家宪政”“儒教宪政”“儒化共产党”“儒式虚君共和”“儒教国教化”“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家现代化秩序”“儒家新生转进”等。且因着国家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以及国学复兴运动的推波助澜,使得大陆新儒家从一开始就与港台新儒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而今的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五四“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批林批孔”的情况,故大陆新儒家的首要任务不是“辩道”和“判教”,也不是保守孔孟衣冠,而是同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基督教等思潮同台竞技,希望能够挤进中国主流话语圈。笔者个人并不认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有太多“承续”关系,即笔者倾向于认为大陆新儒家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于中国大陆自发形成的以儒家为旗号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其以“政治儒学”代替“心性儒学”,以皈依“汉儒”代替皈依“宋儒”,以“公羊学”代替“理学”“心学”,可见大陆新儒家在文化心态上的自信/(自负?),以及参与中国政治的热情/(野心?)。
  自蒋庆1995年出版《公羊学引论》,首次引入“政治儒学”概念始,大陆新儒家便成为了89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如果离开西方话语体系,中国人如何言说自己的传统”,是蒋庆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公羊学”比之“宋明理学”有更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故蒋庆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儒家中的“左派”。《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以“中国王官学”(儒学)取代“西方王官学”(西学)的思想,然众星拱月者少,鸣鼓击之者多。不过,蒋庆的“儒家乌托邦理想”并未因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两面夹攻而停止,其设计了一套“儒式虚君共和”和“儒家议会三院制”更引起轩然大波,兹援引《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7月11日对蒋庆的个人专访:
  “(蒋庆)政治儒学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三院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须三院通过始得成为法律。在这三院中,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
  蒋庆以其构建的“三重合法性”来考量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港台的民主政治,自然会得出西人“民意独大”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港台之发达乃拜“儒家文化圈”精神遗产之所赐的结论。蒋庆因其激进的言论,导致著作长期在内地无法出版,这也证明了政府虽然在文化战略上将儒家思想纳入考量范畴,实则对真正怀有儒家信仰的个人或群体仍心存芥蒂。无论如何,蒋庆仍不失为大陆新儒家学派以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开路先锋,著名学者姚中秋评价蒋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之最大变化,正是政治思考之主体性的回归,而蒋庆先生乃是首开风气者。”。儒家学者王达三赞曰:“自清末民初及今,康有为以来百有余年,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唯蒋勿恤一人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蒋庆一直对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爆炸性扩张怀抱警惕的态度。他认为未来儒家重建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共,而是基督教。儒家需要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夺精英阶层,需要和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按蒋庆的观点来看,基督教属于“马教”崩盘之后,准备来“接盘”的后备军。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势,是一场关乎“华夏衣冠”的文化大争战,即究竟是“中华归主”还是“主归中华”。2005年,蒋庆在广东从化“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论文,文中称: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力量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可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此外,现在西方超级霸权国家看到不能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政治演变改变中国,开始谋划通过‘宗教颜色革命’改变中国,美国布什总统在白宫公开高调接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就是明证。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第二个波兰,那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重建亦将不复可能。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传播,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基督教传教的宗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归主’,即‘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中国人都归了基督,那中国也就归了基督,也就实现了基督教传教的理想——‘中华归主’。‘中华归主’果真实现,肯定就没有中华文明与儒教生存的空间了,更谈不上儒教的文化地位了!”
  关于蒋庆对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基督教的看法,已为宗教社会学学者杨凤岗(《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自由派学者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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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4日, 7:0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