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这些基本判断显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性与智慧。制定正确政策的关键在于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知晓机遇。哪些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挑战，哪些又是我们可以用来应对未来挑战的已有和将来拥有的机遇，这是必须理清的问题。
中国持续拥有的发展机遇与条件
过去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国内、国际发展条件综合发展的结果。对国内而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融入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使我国经济得以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机遇，顺利实现了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国际上看，尽管世界局部地区的动荡和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横行，但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并未因此改变。事实证明，这十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虽不乏艰难，但总体态势十分平稳，并且我们的外交工作还在全球整体意义上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十年后的今天，上述国内外两方面机遇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变动，但整体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就国内情况而言，当前虽然受到全球性经济萧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的总体态势依然良好。事实上，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对中国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国当前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体系框架已经得到确立，未来发展更需注重的是增长的质量而非速度，放慢脚步，对已有的成绩和问题进行自省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问题、巩固成绩才是真正对未来中国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更何况相较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以我国当前的经济总量再加上年均7%到8%的增长率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工业化历史上的非凡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国周边环境近年来给人感觉确实是较为紧张，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大势并未发生改变。事实上，周边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我们自己的感知所放大了的。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我们都遇到过许多比目前困难得多的外部环境，但我们都以坚毅、理智和审慎的品质顺利地渡过了难关。没有理由认为当前的周边局势就一定会把中国搞垮。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国内，如何重振经济、改良治理、解决社会矛盾是大国关注的首要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国家领导人以制造国际紧张的方式转移国内注意的企图，但也应当给予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以一定信心。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大战依然打不起来，而“发展”无疑仍将是全球的共同主题。
要谈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不困难，比如内部的经济放缓、地方债务问题、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环境恶化，外部的全球经济震荡、海外市场萎缩、周边安全形势吃紧等等，而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情况下，十八大提出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决心的宣誓，同时也是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判断。实际上，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同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具备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优势：
首先，中国自身的“规模禀赋”。近千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最重要的是我们近14亿的人口（相当于全欧洲总人口的近两倍），这一规模在当前技术优势迅速扩散的时代背景下，使得中国具有了无以伦比的“规模优势”，其发展潜力、“抗危机”能力和应对挑战所需的资源组织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
其次，中国的历史厚度、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坎坷以及坎坷之后的经验与物质积累，都给下一步的现代化继续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讲到的，在“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过程当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血泪辛酸都是我们总结教训并借以自省的经验来源，而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智慧与坚韧也是我们能在未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自信所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社会当前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已经足以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政治上，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有能力维护国内基本统一与团结共识的现代政府，而十八大实现权力顺利交接则标志着这一政府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确立；经济上，我国当前钢铁、造船、汽车、铁路、粮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工业化生产在我国空前发展的成果，并支撑着我国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取得GDP总量全球第二的经济地位；在社会文化领域，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是美欧日印四家的总和，为我国工业化的继续拓展提供着良好的人才供应；在科技领域，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歼-10、052-D，以及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的高速发展都意味着向世界领先科技的大步迈进。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难以退却、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新机遇的新内涵
毋庸讳言，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各类严峻的挑战，但挑战背后所隐藏的机遇我们同样不可不察。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问题必须要在发展中解决，而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是我们改良提升自己的最佳动力。总体而言，我国今后至少有以下新的机遇可供把握：
第一，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城市是现代化的汇集之地，同样一亩地在城市的产值数倍于农村。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使物质生产更加富足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城市化人口的持续增加也让我们获得了解决提升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问题的更好条件。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将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跻身中产阶级，应对得当将让我国进一步向一个“锥形社会”转变，处于“中间阶层”大多数人口可以成为我国未来更加稳定繁荣的基础。
第二，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沟通强化。截至去年，我国已经拥有5.5亿的网民和3亿多的微博用户，同时网上交易C2C平台高度繁荣，这些情况自然会带来一些喧嚣、嘈杂甚至谣言，但从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信息化的高度繁荣既给予了国民进行自我教育、培养独立意识、提升公民素质的良好平台，又是中国公民意识兴起和繁荣的未来表征，是国家现代性更加完善成熟的标志之一。它的益处在于让经济社会信息得以无界流通，不仅其本身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使得无论是民众的生活诉求还是政府的执政反馈渠道都将会进一步通畅起来。
第三，剩余资本增多所带动的消费与投资繁荣。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世界第一，而据多方权威分析，我们将在2013年取得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趋势发展，我国走向进口总额第一，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全球生产力过剩的今天，谁最能消费谁就有优势，这将意味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高， “中国制造”将会更多地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为中国制造”。而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共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越来越有底气，有些国家因此戒备中国的事实正是我们对外投资成功的一例反证。
第四，外部的紧张迫使中国对外交思路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周边持续吃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抱有较为普遍的疑虑与忧患，这种局面如果处理不好自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也正因外这样，当前局势正好给予了中国外交进行“事件驱动”型改革的最佳动力。我们对于中国外交需要变革确有共识，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变？面对周边频繁的危机个案，“事件驱动”正是我们可以追循的一条有效路径：在每次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都能有机会更加完善自己，从而使中国外交最终转型至背负得起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崛起大国的历史担当。
总的来看，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化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只可能“自己打败自己”的大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并能充分利用好国内发展中城市化、网络化及其背后的中产阶级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几大趋势。只要应对和把握得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财政、科技、军事力量更上一层楼，更将是我国的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运转更将顺畅，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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