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儿子开着挂P牌（新手驾驶）的车来接我。上车时我习惯性地对他说，我来开吧。儿子没有习惯性地递给我车钥匙，自己坐上驾驶座。看着身边开车的儿子，我突然有些伤感起来。多少年来，无论是在父亲身边，还是和儿子一起，我都一直扮演驾驶者的角色。如今，父亲离我而去，儿子也会自己开车了。
这次呆多久？儿子问我，我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个红绿灯后，他又问，这次什么时候回去？我这才回过神来，我问他，回哪里？这次轮到儿子没明白我的问题，我说，这不回来了。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走了，今后，“回去”的目的地只有这里。
2006年7月23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见《伴您走过人间路》）。得知在中国大陆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后，我决定辞掉必须坐班的工作，把自己的时间和人生一分为二：一半放在老婆孩子这边，一半放在父母双亲那边。在海外赚钱容易，到父母身边也没有其它的事，就陪他们聊聊天，开车带他们去吃饭。无聊的时候，就上网。也因此，中国多了一个网民，还弄了个“民主小贩”的绰号。
母亲2007年去世后，父亲也于去年底追随她而去。我的人生好像又面临改变，不过，正如听到我对“回去”的解释后满脸狐疑的儿子一样，我自己也拿不准，我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人生？
我曾经问父亲，你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叫“新亚”？父亲满脸沉重地说，他生活在内忧外患、日本侵华的时代，期盼一个和平环境与一个新亚洲，是当时大多青年学子的愿望，他又是特别活跃的一位青年学子，立志报国，要有一番作为。这位“青年学子”后来的人生充满艰辛，历经风波，最后连性格也变了，变得意志消沉，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者。他对我的启蒙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那年恢复了高考。这之前，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成绩，身为教师的他心知肚明，成绩不能决定今后是否可以上高中、保送大学，反而可能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高考恢复后，父亲好像突然寻得了生活的目标。
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两年时间，父亲竟然亲自辅导我读完了《聊斋》与《史记》。父亲五十多岁就“病退”了，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身体确实不太好（下放劳动时折腾坏了），但也不至于需要“病退”，他病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家照顾我，辅导我这唯一的一位学生。我考上大学那一天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我最早的“启蒙”是他对鲁迅的评价。当时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无处不在，且被拔高到仅次于毛泽东的文豪与革命家的地位，但我发现父亲总是对鲁迅的文章不屑一顾，开始他说鲁迅只会骂，且专门挑选不会修理他的国民党骂，他既不骂日本，也不骂共党。父亲让我多读其它作家的作品，还有文言文作品。多少年后，当我写了一些评价鲁迅的文章后，我才想起来，我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就是父亲早在三十多年前灌输给我的。
父亲对我的启蒙主要是他对我讲述的194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些知识使我在认知上比同龄孩子早熟一些。父亲讲的很多内容在后来我出国后，从海外的书籍与文章中才读到。生于1928年的父亲，对专制集权的认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几位学者能及，只是父亲在向我“启蒙”时，一再告诫我：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到处说，父亲脸上的恐惧表情让我感到害怕。父亲后来的座右铭早就不再是改变世界，更不是为建立“新亚洲”而读书与奋斗，他常常说：一个人，要活得明白。
父亲对我最大的一次“启蒙”，不是教我读书，也不是给我讲历史，而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个眼神。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不久，我发觉这个工作太死板，主动要求调到了保卫国家安全的部门工作。此事我并没有同父亲商量。那年春节探亲，我特意穿上了一套警服。父亲看到后，以为我在闹着玩，说，哦，在哪里借的那制服？我说这是我的。
父亲知道我换了工作，一直闷闷不乐。晚饭后我同他聊天，告诉他，我不是和xxx（我们的一位亲戚）一样的警察，我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是对付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家的敌人，我是“更高级的警察”。父亲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会告发我吗？你会告发自己的亲戚朋友吗？你会像文革中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一样吗？
我很惊讶，抬头匆忙一瞥，碰上父亲的目光——那个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那是一种夹杂了无奈、悲哀、生气与鄙视的目光，那目光直刺我内心。父亲的眼神与几次眼泪（见《父亲的眼泪》）是不苟言笑的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虽然我反复向父亲解释我的工作，但他后来一直回避这个话题。这成了隔开我们父子之间的一条无形的鸿沟。
为了能活得明白，父亲要求到香港去工作的我，每次回到大陆一定要给他带各种政治、历史的书与杂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家没什么事的他几乎把港澳台出版的相关书籍都看遍了。而我根本没有时间看，也不太感兴趣，每次回来，他都抓住我，和我讨论那些书里的内容，说这本如何如何好，那本有点“胡扯”。无形中，又给我灌输了不少东西。有一次我对父亲说，你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与认识写下来，估计比这些书还精彩。父亲立即警觉起来，说，祸从口出，我不写是为了你们。活得明白就可以了。
父亲失算的一件事是：退休后的他可以“活得明白”而什么也不用做，可在他全身心启蒙与影响下长大的我，一旦明白过来，又怎么可能若无其事、一如既往地生活、工作下去呢？父亲可以活得“独立”，与世无争，对专制和贪污腐败都深恶痛绝，靠退休金和子女的资助可以生活下去，可是，我呢？明白过来的我，如怎能与专制、腐败共舞？
多年后，父亲终于看到了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看到了自己“启蒙”的结果。当我受到父亲最早的启蒙，根据自己的经历与认知，终于选择了一条少有人选择的道路后，父亲惊讶得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竟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一条和“启蒙”脱不了干系的路。
当我反过来安慰受惊的父亲，并开始“启蒙”他时，父亲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我能感觉到那是夹杂着高兴、紧张、恐惧与后悔的心情。父亲希望我活得明白，但希望明白后的我能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好能够远走高飞，他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父亲想不到我选择这条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父亲根本不相信地球上有这样一条路。严格地说，父亲对我的启蒙并没有完成。无论父亲看了多少书，无论他对专制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我发现，他始终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够彻底走出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他甚至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种叫宪政民主的制度，可以彻底埋葬专制制度。因此，从一开始，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就是：活得明白，不要助纣为虐，能躲就躲起来，能走就走得远远的。
2006年我回国后，被启蒙者变成了“启蒙者”，可无论我怎么讲，父亲还是不能接受现实，并且，父亲开始为我担惊受怕。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开始批评我“不务正业”，他希望我赶快“回去”，继续过国外中产的富裕生活，不要管他，也不用常回来了。听到父亲这样对我说，我多少有些迷惑与伤心，他不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大部分是因为他的教诲，因为他的那个眼神。当初那个眼神对我的影响到底有大多，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活得再潇洒与富裕，却让父亲用生气与鄙视的眼神看你，又有什么意义？
可是，我理解父亲。尤其当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某些青年网友口中的“启蒙者”后，我越发理解父亲。因为对我的青年读者来说，我几乎怀着父亲对我一模一样的心情：我想让他们明白，但我又时刻担心他们明白到去采取行动。这样的心思多次在我的文章中流露，以致有些读者看出来后，说我软弱，是变色龙。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无法超越父亲的地方，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缺点”，虽然我比父亲勇敢。我只希望，受我影响的人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父亲不上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陆续从我的一些读者口中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在父亲病重期间，先后有二十几位素不相识的读者前来看望他，虽然我在网络上声明不要读者来看望他，但内心里我还是希望一些读者能够来，因为这是活了半个世纪的我唯一能够送给父亲的“安慰”与礼物，让他临走前为他启蒙的儿子感到哪怕一次的自豪。
有一次病榻上的父亲对我说，如果我当时不受他的影响，能一直在政府工作，以我的聪明与才能，应该能让他住进更好的病房里，也会有成群结队的“单位”的人去看望他；如果不老是给我讲政治，我可能像某亲戚一样去做生意，肯定已经是富翁了，他可能会有更多的钱治病；如果……他停下来，突然问道，“昨天来看我的网友真是自己找来的？不是你安排的？”我说，不是我安排的，我还拦下来一些。父亲问，你有多少读者？我说，你影响了我一个，我影响了大概上千人吧。父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他们真受了你的影响？他们不害怕吗？
当时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父亲，后来想起来，很想找机会对他说，你当初对我启蒙时，其实也把一种对专制的恐惧深深植进我的内心，我最终还是克服了恐惧。我的读者自然也可以啊。然而，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对父亲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父亲的葬礼上，又有十几位网友过来和我一起送别他。在这里，我要对你们深深说一声感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父亲葬礼举行的那天早上，第一位来吊唁父亲的是我的同龄人。他看到消息后，连夜从外省赶过来，为了不碰上其他人，一大早第一个过来表达对父亲的尊重。他一直读我的文章，并在自己的圈子里传播。临走时，他给我看了自己的身份证与工作证。他在某省公安厅工作，是一名国保警察。
当时，我的启蒙者——父亲杨新亚，他的灵柩就在旁边，虽然他再也无法发声，但我真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也能原谅我这位不孝之子没有能够对他尽孝。
杨恒均 2013.3.13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