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治疗和救助制度(zt)
湖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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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是指因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直接导致的相关疾病、组织器官损伤、功能障碍或残疾甚至死亡等后果。国家计生委1989年下发的《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分为四等:因节育手术直接造成手术对象死亡者为一等;因节育手术造成手术对象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者为二等;因节育手术造成手术对象组织器官损伤，并累及功能障碍，影响正常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者为三等;因节育手术造成节育对象组织器官损伤，但未累及功能障碍，只需作一般治疗者为四等。
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十分关心，采取了不少措施帮助患者治疗疾病，减轻痛苦，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省政府从2003年开始，每年在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安排了一些并发症治疗费，今年就下达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治疗及特困家庭救助经费1000万元。但是，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的实际需要相比，许多地方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问题远没有解决。据人口计生部门统计和我们实地调查，我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现状有五个特点:
一是发生范围广。据全省人口计生系统初步摸底，我省经鉴定确认且症状明显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共有12003例，其中一等117例，占0.97%;二等757例，占6.31%;三等2757例，占22.7%;四等8404例，占70.02%。由于地方政府经济实力较弱，鉴定标准掌握偏紧，加上部分群众自我维权能力较弱，导致不少并发症患者等级被低定或漏定。按全省1800万家庭户计算，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约为2.1%。
二是近年降幅大。从有关历史资料对比中，可以看出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呈下降的趋势，且近年降幅较大。全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1983年为2.3% ,2000年为2.29% , 2006为1.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三等以上并发症年均发生量降幅明显，上世纪九十年代为145例，本世纪头八年为98例，下降了32%。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省加强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管理，基层单位的服务条件不断改善，人员素质不断增强，技术质量管理不断改善。
三是影响程度深。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被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及家人的心理承受力和对政府的宽容度所感动，同时更被他们受到的心理和身体伤害所震惊。桃源县桃花源镇同仁村妇女刘圣华，生育两个孩子，1986.年10月在桃花源镇医院实施结扎术时伤及膀光并发尿漏症，久治无效，腹痛频繁，躁气不绝，多年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神情低迷，家境贫寒。衡阳县西渡镇三垅村妇女刘香英，1983年4月生第一胎(男孩)，同年12月在县中医院取环并结扎，后长期腹痛，1989年确诊认为取环致子宫穿孔.结扎引起肠粘连。多年治疗未愈，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家里因并发症而致贫。临澧县九里乡泉水村妇女金翠莲，1980年12月在乡卫生院结扎后，并发慢性盆腔炎、腹壁屡管、神经官能症，二十多年来先后手术6次，结扎刀口多年未愈合，长年发炎流脓，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家务也有心无力。这三位饱受并发症折磨的妇女，仅仅是5000多位二、三等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的缩影。
四是管理机制乱。虽然各级县、乡政府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严重的患者，安排了一些治疗经费和生活补助，如临澧县就为金翠莲支付了37万多元的治疗费和生活补助费。醴陵市为结扎并发症三等患者贺福娥花费了50多万元。但由于国家和省里没有制定具体的救助和治疗费用标准和管理办法，全省各地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管理机制十分混乱，加上鉴定制度的完善程度不一，鉴定工作的主动程度不一，鉴定尺度的松紧程度不一，救助内容、标准和方式也有很大区别，有一次性协议“了断”的，有定期定额补助的，有集体经济“减负”的，有每次上访“打发”的，每个县、乡都有自己的做法。基层单位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一般以闹与不闹为标准，不闹不理，小闹小理，大闹大理，同样情况，不同等级;同等对象，不同待遇。常德和衡阳两市统计近几年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数据差异很大，衡阳市在0.1%左右，常德市在2%。左右，相差了20倍。
五是患者抱怨多。一名手术并发症患者说，当初政府要我做手术，干部一天上几次门;如今我生不如死，干部一年都难上一次门了，向政府要点钱治病，就像叫花子讨米一样难。有的患者说，现在政府掏钱给母猪保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堂客”心里酸溜溜的，怎么“婆娘”还不如“猪娘”了?还有一些患者讲:政府就是良心好，记性不好。当初说做手术不会出事，万一出了事政府会负责的。结果真的出事以后，政府却不负责了。早知今日，当初真不该上手术台啊!
二、建立计划生育平术并发症患者治疗和救助制度刻不容缓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群体是我省在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特殊任务、特殊环境下出现的特殊问题，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不良后果，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衡阳、常德两市及相关县市分析，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大规模集中实施手术所致，当年大部分手术是在村医疗站、临时手术点甚至在农户家中进行的，技术人员少，工作量大，医疗条件差，术后随访不及时，所以手术难免出差错，能及时处理的问题没有处理，致使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二是医务人员技术素质不高所致，当初做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生，许多并不是相关专科医生，有些是刚洗净泥腿的“赤脚医生”，技术不过硬。三是手术质量管理不严所致，“大兵团作战”时，计划生育手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没有严格掌握，不该做的手术被迫做了，再加上技术操作程序执行不到位，事故隐患比比皆是。四是受术对象个体差异所致，现存许多伤口难以愈合的对象，多属医学上无法解释和解决的个体特例。不管原因如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于过去在计划生育手术中已经死亡的人，我们已无可挽回;对于今后还将要落实计划生育手术的人，我们可优质服务，大幅度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对于现在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折磨的人，我们应尽力关怀。在调研过程中，基层干部和育龄群众对建立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治，疗和救助制度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现出了迫切的心情。实际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已经积累和酝酿了许多社会矛盾，一旦被某种因素激活，将会上升为社会热点问题。此事不可轻视，解决刻不容缓，其主要理由如下:
1.这是一个涉及民生大计的问题。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基层干部反映，这个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外界帮助，大多数家庭不仅本人品尝不到幸福生活的滋味，连其下一代恐怕也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今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问题，已经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这个群体的社会弱势和民生无奈，在很大程度上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直接相关，他们及家人有满腹积怨。对于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这些人，如果政府还不引起高度关注，尽快施以援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在生计无着、康复无望的压力下，导致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会挺而走险。
2.这是一个涉及政府形象的问题。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都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着力打造亲民政府，深得民心民意。中央政府加强公共财政建设，相继出台许多普惠式的惠民政策，给各级地方政府树立了榜样。《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的家庭和计划生育特困家庭，由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发给救助金。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我省经济快速增长，财政实力逐步增强，计划生育事业费大幅增加，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点经费用于救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实属情理之中。各级政府如果还采用“游击战术’，处理并发症问题，无疑与民本政府和亲民政府背道而驰，将会损害政府形象。
3.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和谐的问题。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内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目前离“五有”的距离相差甚远。如果湖南社会的多数家庭都实现了“五有”，而这些家庭只是“两有”、“三有”，甚至一无所有，也很难说全面实现了“小康湖南、”“和谐湖南”建设目标。如果现在各级政府不采取特殊措施对这个弱势群体予以特别关注，让他们恢复信心和健康身体，他们不仅难以跟上“小康湖南”、“和谐湖南”建设的步伐，而且可能落后得更远。
4.这是一个涉及依法行政的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经费来源不稳定、救助标准不统一、工作程序不规范、操作过程不透明，整个并发症管理工作处于一个无序状态，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基层，用于处理并发症的资金给谁、给多少、什么时候给、用什么方式给，随意性很大。在并发症患者眼中，各类“实权人物”就是他们的“观世音”。如果全省还不建立起一个统一、规范、可行的救助制度，政府在处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方面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难避违法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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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 http://www.sgrk-jsj.gov.cn/typenews.asp?id=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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