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内容提要：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自发形成了草根民间社会与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关键词：儒学 民间儒学 城市儒学 仁义 现代意义
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太快了，整个社会需要调节，尤其是在世道人心的安立方面。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在其本土遭遇到灭顶之灾，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相对隔膜，而30多年以来的金钱权力挂帅，国民的精神归宿感与对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渐淡薄。近10多年来，民间老百姓对自己的文化精神资源有了自发的需求，国学与儒学出现了复兴之势。
一、何谓民间儒学及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的关系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民间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
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1]也就是说，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民间儒学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近七、八年间在我国大江南北的民间，有关王善人的故事广泛流传，不胫而走。王善人即王凤仪老善人（1864～1937年）是位东北农村的长工，因笃行忠、孝，自诚而明。王善人讲道，语似俚俗，而意境深远，均由自性中所流露，不拘经教，权宜说法，活泼自然，要旨在教人尽忠孝之道而化性立命。他没有念过书，却成了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办了大量的女子学堂。原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冬在介绍王凤仪时，称他为“儒家的慧能”。王善人悟道颇有点传奇色彩，而由民间团体，特别是带有神秘性的、与健身、养生、治疗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团体自发推动了学习王善人的运动，他们四处赠送有关王善人的书、护身符（正面是王善人的像，背面是王善人讲“三界”语录）与光盘，还有现代人讲王善人的书与光盘，办了有关王善人的网站。我以为这是我国善事、善书传统的现代版，颇值得我们儒家学者重视。此即我所说的民间儒学。[2] 近二十年推动民间儒学的特点是海峡两岸三地互动，佛道教团体与民间团体互动，例如台湾知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来大陆讲国学，王财贵来大陆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净空法师在香港与安徽推动《弟子规》的学习运动等。现在《弟子规》已成为流传最广的蒙学读物，乃至成为企业管理的宝典。
与释道教合流互补而以民间宗教形式发展的民间儒学，古时即有，如太谷学派即是。它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止，长达一个多世纪。太谷学派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该学派广泛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这一学派仍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是传统儒学与现代儒学的中间环节。
2010年6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有关儒学研究，我想至少有六个向度。第一是儒学经典的研究。五经、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宝贵的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记录。儒家经典当然不仅只在经部，还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气整理与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学术研究，多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响的人物却没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经学史上的陈士元、郝敬，明清哲学史上的胡承诺等。有许多人物的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学不专属于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与越南的儒学及其经典、人物。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说的不仅仅是儒学精英的思想史，还包括社会史、制度史。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赈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礼学中有关于衣食住行、视听言动、生死祭祀的规范规矩，家礼、家训中有不乏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规矩的内容。除了制度与规范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其中内核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更需转化。第四是儒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现代性（化）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整个文明对话，还有全球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的新建构等。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第五是儒学全面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如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伦理共识与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的的重建等，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儒学从来都是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今天，从蒙学、幼学教育，到儒商的教育与干部、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儒学都有很大的空间。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
儒家学者的工作不应只停留在撰写研究论著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应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当然，两者也可以分途，我们鼓励学者们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埋头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学者们立志做全面的人，全面的儒者，例如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民间儒学。[3]香港法住学会霍韬晦先生所推动的文化事业基本上也属民间儒学的范畴。
我们且以朱子为例说明历史上儒学大家的全面性及诸方面的贯通。朱子的经学与理学研究在当时无疑是第一流的，同时，为了明辩理论是非，朱子用了很多精力去论战，而且他一生在政事治道、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诸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钱穆先生说：“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瓒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4]更重要的是，他潜心撰写、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在朱子身后六、七百年间成为影响整个东亚诸国家地域的朝野上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代表了东亚的精神文明。受《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诸多蒙学读物、家训、善书、戏文、谚语等，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
朱子很重视带有宗教性与社群性的民间礼俗的重建，着力推广吕大钧兄弟的《乡约》与《乡仪》，将二书合编成一书，修补加工为《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又兼采宋代人的家规，在司马光《书仪》、《家范》与程子祭礼的基础上，作《家礼》。是书的撰著[5]，更可见朱子对士庶通用，尤其是庶民可实行的日常生活仪礼规范，主要是冠婚丧祭之礼的重视。《乡约》与《家礼》在我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关于《家礼》的普及，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说：“《家礼》一书的影响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韩国、日本等东亚世界。由上述东亚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有关《家礼》的注释、撰述及其论文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家礼》在东亚近世时期所具有的影响，此前只被一部分研究者所?解，然而，我们应当重新关注《家礼》所拥有的这种巨大的感化力。”[6]传统社会中，儒家的终极关怀、精神价值是通过家教，通过执守行为规范的“礼”，特别是乡约、家礼等，得以在下层民间社会流传与维系的。
二、民间儒学的态势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多种途径
近十多年来，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正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复兴起来。有人曾问我：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与家训，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回答说：这表明国民对国学、儒学有一种需要。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又有一种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迫切需求，这正是“国学热”的真实背景。我们应当积极引导，使老百姓对国学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有理性。任何民族、国家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有了解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一种权利。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自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与土壤。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中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似是而非地矮化中国文化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这很危险，其危险性是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伦理的基本共识与终极信念与关怀。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反拨。
我一直在批评“国学热”中的“虚热”、“假热”。由于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名演员与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例如关于“家父”、“内人”等，都闹出不少笑话。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不免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这样那样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国学班，而一些媒体只要收视率，很多演讲、影视剧等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在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国学教育是有神圣性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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