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网执行主编 曹海丽
和李开复约好在他创新工场的办公室见面是2月20日的下午，他被禁言三天的最后一天。他以惯常温和明朗的笑容握手迎接，问他这两天过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
两天前，当他写那条评论人民网即刻搜索的微博——“人民网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做搜索引擎？做搜索引擎却没有信息通畅开放的信念，会有戏吗？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老总，为何由党来任命？如果当年美国民主党任命菲尔普斯（美国游泳奥运冠军——编注）为谷歌CEO，谷歌能打败雅虎，成为搜索老大吗？”，他说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大家都在骂邓亚萍“挺可笑的”，因为“这是一个系统问题”，而非个人问题，他对邓亚萍也全无成见。此前，他也曾和即刻搜索的管理层有过交流，当时就坦言，政府出面来做搜索引擎肯定不会成功。当然，他也就没想到这条微博会让他成为一次不算太小的公共事件的主角——众多大Ｖ和网民在网上为他呼吁“解禁”并指责官方。
李开复
李开复不愿就禁言这一事件本身作过多的解释，只强调是一个独特事件，并非针对即刻搜索，也不代表监管将变得更严。 2月19日，他在职场社交媒体LinkedIn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短文，为他被禁之消息稍作解释，并力图安抚境外朋友对中国社交媒体未来的担忧，称“尽管面临困难和障碍，我仍对中国社交媒体充满信心，因为我相信中国正成长着为数众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网友，他们将令中国的未来得以不同。”
年前，因为在微博上声援《南方周末》，李开复曾被请去“喝茶”。坐拥3000多万新浪微博粉丝的李开复，无论是人气，还是影响力，都已然跃居榜首。微博这一社交媒体正重新界定着他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对话也因此围绕微博展开。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两年来，公众对你的印象已经不限于一个IT业界领导，而是一定程度上归到了公知一类，你的身份(identity)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看起来是无形中发生的，是哪些因素促使了这些变化？
李开复：我觉得几个因素吧。一个是我看到国外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所以我愿意更早投入，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我在LinkedIn里写的那篇短文中讲道，其实我写的微博也没什么特色，可能我覆盖的话题比较广，比一般的做科技的、投资的，或者公知都要广。象有些公知跟我说，他们除了批评政府以外，不好写别的了，一写别的，人家就会说，你怎么也有感情生活？但我还是被允许有一个广的粉丝群，写一些广的题目。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你原来的身份还是比较单一的……
李开复：对，科技，或青年导师。有几个理由，一个是我从年青的时候就追求影响力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做有影响力的事情，所以什么事有影响力我就去做，所以现在我书也不写了，就写微博。第二个是因为我更早地看到社交媒体的潜力，再加上中国传统媒体的欠缺，让它更突出，更明显，它的竞争力更强。还有一点，我觉得我被微博影响了。上微博之前，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南方报系怎么想的，或者我也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启东，或者拆迁、动车，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的。但上了微博，当我看到这么多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不得不出来关注一下。大部分的情况我以转发点评的方式，毕竟我不是当事人，但偶尔我会更深入地参与。
纽约时报中文网：微博改变了你获得信息的方式。
李开复：对，过去媒体不能覆盖这么大部分的题目啊。我觉得就是阅读习惯，因为整天手机电脑上网，我是很习惯西方获取信息的方式的。所以我感觉微博是非常匹配我的（一个工具）。我作为一个科技人，追求高效，我非常希望很短的时间看到我可能最在乎的东西。微博很奇妙，经过我关注的人，等于是帮我做了一个很聪明的排序。当然你看到我们开发的工具“微脉搏” （创业工场投资的一款微博智能排序软件——编注），又做了进一步排序，能够让我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地看到我最重视的东西，这一点，微博是很厉害的。它的深度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阅读习惯跟高效、跟聪明的智能排序结合起来，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看到最多的东西，这是对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吸引力。一旦作为它的一个读者，我又可以很方便地批评和参与。
纽约时报中文网：所以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让你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大的获取信息的优势。
李开复：新浪智能排序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做了自己的智能排序。过去我的方式是，我关注很少的人，所以他们写的东西我几乎每条都看。但一旦超过200，我就发现我的时间没法用了。很多人要跟我互粉，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都加上去我肯定看不完了。最近你会发现我关注了500个人了，只要我尊敬你，我就跟你互粉，反正我也不看你的微博（笑）。现在我全用工具来看。
我觉得现在很不幸的是，很多人关注了500-1000人，然后又绝对不可能都看完，然后就觉得有点疲劳。就看少了，写少了，有点恶性循环。但我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现在用这个工具，我每天就看两三百条。我关注100个人，或者关注1万个人，我都是两三百条。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这个排序根据什么来？
李开复：话题，转发量，爆发速度，还有内容，过去我的阅读点击习惯，等等，几乎象个搜索引擎一样。想象一下，我关注的500个人，加上我过去转发过的几千个人，我有兴趣的可能几万个人，全部是搜索引擎丢回来的结果。然后你做个排序，只看前面两三百条。
纽约时报中文网：所以这个排序决定或改变你关注社会的角度和广度。
李开复：对。就象当互联网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Yahoo directory，你直接点进去看。当够大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Google search才能看到所有东西。一个智能排序一定会漏掉一些好东西，但只要它拉进来的是更好的，而不是更差的。我一天真的就只有这么多时间，你不能根据我关注的人来无限扩张我上微博的时间。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每天花在微博上的时间有多少？
李开复：有了这个工具，就差不多在两小时之内，一个半到两小时。这个工具一方面可以告诉我哪两三百条我最值得看。我看到一条我就可以转发它。还有一个问题，我上微博的两个时段，是早上6点到7点，晚上8点到9点，但是这两个小时你不断地转发的话，一个小时转发8条，粉丝会烦死了。所以我们就开发了第二个工具，它让我的转发可以分散开来(spread out)， 在分散转发的时候，我当然自己会留意说，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time sensitive)的，我现在就要转，这个东西等半小时也不差，这个东西明天发也可以，这自然地能够让我的微博在一天的黄金时间比较集中地发出，但是绝不会有一小时发出两条的情况。这是我们理工科的思维。
其实，我的粉丝就是这么来的，告诉你实话。你可以去查，去年这工具大概是10月开始测试的，在去年8月的时候，我可能排20名吧，现在应该是第四、第五名了——指粉丝数。不过，粉丝数不是很准，新浪有一个影响力排名，以前我都是排第十左右，现在我排第一。第一的理由，其实就是说，我抓到了微博真正的精华，借助机器和人的联合，它（机器）挑两三百条，我再从里面挑十几条来转。这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然后我再把它在黄金时间发出，而不是半夜两三点发出，这两者加起来，就是人的智慧加机器的智慧，加上我的一些个性化点评。这是转发，另有10-20％是我的原创。有时我想到一个原创，比如谈教育的，但我不急着传出去，我会把它留到父母亲都上网的时候再发。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把它变成一个business来做了。
李开复：是一个business。很多网站都是这么做的。象搞笑的留到周末发，上班的时候不能看长微博，等等，会考虑到很多因素。其实很多都是我《微博改变一切》书里提到的，他们又发扬光大。
纽约时报中文网：象一个营销平台。
李开复：就是一个营销平台，只是我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有我个人品牌的内容或者思想。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你称自己转发的是“精华的精华”，如何定义“精华”？比如有人指出目前微博上所谓公知和自由派的声音和影响力看起来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可能并非如此。
李开复：可能会稍微有些失衡。因为当我转发的时候，我的转发有时一定会反映微博的这种分布。确实，事件公知类的内容会超过科技创业教育等等。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平衡。但有时候，因为这些东西的亮点太大了，比如说，一批人在受苦，有一个人怎么样了，这些吸引眼球的能量太大了，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会得到更多的转发。更重要的是，这两百个里头可能有150个是这方面的内容。我尽力去做平衡，但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比较偏这种社会事件的。
我觉得现在微博上的声音确实和现实中的声音并不完全一致。相对比较开放思维的人，不谈左右，平均来说，更多的可能是留学生，或者是知识更多点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的话可能更有说服力。而且他们更早加入这个平台，占了一定的先发优势。长期来说，我会期待微博上能有两种声音，而且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声音，但必须尊重他的声音。但现在，没有感觉到所谓另外一边有一个代表性的人或集团出来。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我相信党校里有很多思想家，他们都没有出来说话吧。我很希望他们出来说话，做一些理论上的辩论也可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应该再等十年再实施宪政，或者中国为什么应该再等十年再开放媒体。你讲出你的道理，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可以来辩论的，但他们又不出来，所以现在形成一边倒的状况。那边当你打不赢就死搅蛮缠，搞些虚假的东西出来，最后自己的信用都丧失了。这个不是很健康，但从全民教育的角度也ok了。长期来说，对国家的发展，一边倒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有很多人把你看作一个公知，你自己这么看吗？你如何定义公知？
李开复：公知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定义的，我担心自己在很多问题上不够资格。毕竟我是在科技投资领域，还有一些管理领导方面有我的资格，但在自由、公正、宪政理论上，我只有一些肤浅的知识，所以我可能不会把自己放在这个类别(category)。另外，现在公知基本上已经被蓄意地贬义化，我可能更会有担忧，还是别被放在这里好。
纽约时报中文网：回到刚才讨论过的个人影响力，这跟个人的价值观，想达到的目标都是有关系的。你觉得你目前建立起来的个人影响力对现实会有些什么改变？
李开复：首先我觉得我个人的为人方式没有改。过去在跨国公司工作，比较需要包装形象，主要是公司形象，因为讲什么话都代表公司的。就算科技领域的，也不能什么都说自己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形象更不能太轻浮。所以我在微软和谷歌的时候基本只有两个形象，一个是公司老板，一个是愿意花时间去大学演讲的所谓导师。其他的都比较小心地不去暴露出来。但实际上，你今天在微博上看到的我才是真实的我。其实我不是说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什么什么，而是把真实的自己展示出来。
未来希望有什么改变，其实不想想这么远。我觉得每一天都在看到这种影响力在达到一种效果。无论是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让一些事件被更多的人得知，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带来它满足的惊喜。长远的事情就不想这么多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影响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像在南周事件中，你也曾被请去“喝茶”。影响力越大，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也相应更大，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李开复：我觉得对我是不会有变化的。我个人的风格就是，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我也愿意去回避明显是不可以谈的话题。这是一个游戏规则，你去谈论某些话题，你就不能玩这个游戏了，必须接受。另外的话，发言的风格，我应该是属于相对温和的，不能算特别温和，但也不是最尖锐。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上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的话，那这个平台也是很有问题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对这个平台还是乐观的？
李开复：我还是乐观的。所以我在LinkedIn上发表那篇文章，代表了我真正的想法，就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过了就过了。无论是南周的，这次的，或者过去某一次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我也接受影响力越大，责任越大。对发的每一条严谨程度应该更高，这方面有时候我做得不够好。将来我会去验证一件事的真实度，因为犯错的代价也会更高。另外发言的方式，我也不会用攻击性的，特别尖锐，杀伤力很强的，一方面这不是我的风格，另一方面，当我也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时候，这么武断地跳进去跟人挑衅，也是不成熟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不过，有时候仅仅是说实话也会被对方认为是一种杀伤力。
李开复：是。 这方面以后可能要更好地思考，怎么来平衡。监管方和博主之间要达成一个大概的规则，让那些合理讲理比较温和的人能够生存，但是大概也知道界线在什么地方。每一次的事件对我们的头脑都是一个回馈，就是说，不是不能踩这个线，而是踩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个后果，就是这样。两边都在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