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斯科特·穆尔 2013年03月30日

Stephen Crowe

本月,在巴拿马运河工程完成100年后,中国预计将完成其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阶段,“将水从南方输到北方”。这句话让人想起了毛泽东的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梦想,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把大量水转移到那些缺水的地区,北京正在打造一个现代奇迹:本世纪的巴拿马运河。只不过,巴拿马运河开启了一个相信人类创造力可以改变自然的世纪,而南水北调工程却见证着工程技术在解决自然资源稀缺问题上的能力的有限。

中国是世界上储水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就像毛泽东观察到的一样,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是不平均的,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和西部。水资源短缺一直以来在中国北方都是个问题,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缺乏程度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北方的主要河流黄河基本断流,而北京和其他主要北方城市的地下水水位已经降到如此之低,以致于现有的水井已经采不到地下水。作为应对措施,政府已尝试促进水资源保护,限制用水。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很简单,就是没有足够的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饮用、灌溉、能源生产和其他需求。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之间分配水资源会带来政治上的挑战,而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面对的,它转而将希望寄于工程学的伟大成就,来为日渐干涸的北方解渴。南水北调工程最终目标是,每年从中国东线、中线和西线向北方输送450亿立方米的水。这三条线路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挑战。东线和中线将穿过黄河,而西线则涉及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抽水。

650亿美元(约合4037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肯定是过低的,这还不包括社会和生态影响带来的损失。工程建设已经导致了数以十万计的人搬迁,对于可能出现的介水性传染病的增加也没有经过足够的调研。但中国政府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不惜一切代价增加水资源的量,会比把有限的水资源分给相互矛盾的利益各方要容易。

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薄弱的专制政权来说,这种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样把中国的经济和生态前景置于危险境地,因为中国政府并不能无限度地增加水资源供应。现在一些计划把水往北运的南方地区自己都在面临水资源短缺。从长远来看,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变暖可能将减少中国主要河流的流量,加剧全国范围内的水资源短缺。

更多的工程壮举将帮助中国应对其中一些影响,但无法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根本问题。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进行有争议的水资源再分配,包括大幅增加农民用水的成本,而这些都是共产党不愿意做的。

最终,中国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来应对水资源短缺带来的挑战。为了作出谁能得到多少水的艰难决定,中国需要有活力、透明和参与式的决策机制。此外,为了让诸如用水优先权改革之类的政治决策奏效,法律体系和法治必须得到加强。最后,中国政府必须停止依赖科技手段来避免就短缺资源作出艰难决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推动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来确保其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以免危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

巴拿马运河的建筑师以一个巨大的工程壮举打通了一片狭长的陆地,克服了两座大洋隔离带来的不便。但解决中国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可并不这么简单。中国政府将会发现,简单地调整水资源或其他关键资源的供应是不够的,有一天,政府必须决定谁得多少这个问题。而如果不进行大幅的改革,这一过程很可能会让共产党陷入无援的困境。

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是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Harvard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乔治·鲁福洛可持续科学博士研究员(Giorgio Ruffolo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和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博士研究生,他在那里学习了中国的环境政策。

翻译:林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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