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晚近发达国家，“人命案”发案率全面下降，是因为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换言之，往昔需要“杀人越货”者，今日凭藉手上的票子即可购买，还何必舞刀弄棒、大开杀戒呢！票子面前人人平等，孔方兄通天绝地，有力气杀人，不如花力气去挣钱，或者，去骗钱。不宁唯是，货币化带来自由和平等，真正是缔造新世界的头等功臣呢！
因为尚无资料可供查对，姑且认可杀人案件愈趋下降。但是，将一种特定案件发案率的下降，归功于货币或者货币化，这便叫人不敢苟同了。再说，这边厢，货币化有助于降低杀人案件，那边厢，“富贵本危机，云乡不可期”，货币们反而助长了金融诈骗、繁盛了洗钱勾当、造就了圈钱圈地的黑社会。再说，导致杀人取命的原不止一个钱字，所谓“激情杀人”、“因情取义”，道尽了情比钱大的世态人情。如此这般，将自由和平等奠立于“货币化”，能不危乎殆哉。
在下曾有十来年研习犯罪学，也曾和著名的马文.沃尔夫冈教授一起共同研讨过中美两国“人命案”，即行内所说的各类杀人案件的调查统计资料。具体就一个周期来看，通常而言，经济危机时各类案件，包括杀人越货在内，均会有所上升，甚至于大幅度上升。而大规模合法杀害敌方的战争期间，“人命案”反而减少，因为战争期间实施军事管制，行动自由多打折扣。再说，战事爆发，全民身心凝聚于前方，短时间内各种矛盾反而淡化，或者，暂时掩压了。放眼长时段，资本主义初期，以英格兰为例，各类犯罪的起伏消长，尤具典型意义。基本情形似乎是，“人命案”跟货币化进程似乎并无关联，倒是跟上述经济周期相关。若说关联，则资本登场初期，无论是杀人越货，还是鸡鸣狗盗，均呈直线上升之势。杀人是自然犯罪，另有理路，而诸如流浪、乞讨入罪，典型的法定犯罪，则为不折不扣的资本登场造成的恶果。就此而言，倒不妨说，资本的货币化进程一开场反而拉高了犯罪率呢！若说货币化降低了犯罪率，其实，眼面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笔者在“县城里的消息和街景”一文中曾经讲过，吾乡的士司机感叹，最近十来年，淫业繁盛，“强奸罪确实绝少了，生活更人性化了！”以杀人罪为货币和货币化说项，不若用强奸案来张本。
想当年，对此“货币化”进程及其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冲击效应，托马斯.卡莱尔即已洞若观火。在“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卡莱尔点明“金钱关系”僭篡了一切社会关系，其之功效猖獗，以致于人们忘记了或者佯装忘记了“现金支付”并非人间的惟一互动方式。毋宁，月冷霜寒，愁满江山，神圣如人类生命本身的法律和义务，才是真正深蕴人生的基本人类关系，而它们远非“供给与需求”所能框含。
不过，我也要替为货币化鼓吹的陈志武老兄打个抱不平。为什么呢？因为恰巧前段时间央视播放电视专题片《货币》，我断续看过几集，也看到志武兄在上面的讲话。刚才他说从“功能主义”来看，货币的自由主义理念提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换言之，仅仅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意义上，将一切货币化，纷纭诸端一总归结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未尝不是一种进步，至少，它终结了权力的单一宰制。但是，既然要说“自由平等”这么高尚的事情，则此处悖论不免。事实上，且不说货币化的结果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遮蔽了生命的其他向度，造成了社会评价的单向化。而且，它的最大恶果是造成了“资本的宰制”。一旦将人性导约至合法逐利的轨道，则正反效应齐出，祸福皆须担当，哪有一面倒式的好与坏。其情其景，有点像是前门拒狼（力避权力的宰制），却后门纳虎（迎来了资本的宰制）。
人世本就纠结，源于人性善恶兼备，它们不过再添注脚而已！
不过，如果像中国今天这样，狼还没走，虎却进门了，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狼狈为奸、双重宰制，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反面而言，于此两面均占山为王、获利丰硕者，当然拍手称庆了。是啊，呼云得云，唤雨有雨，一天风露，拂袖何求！难怪转型时段，新旧体制拉锯期间，我们难熬，却有人掩面窃笑矣！
今天的中国，亦如世界的许多地方，到底是权钱通吃的贵人们的天堂。
2012年12月16日上午于北大
[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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