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突尼斯的孩子們在慶祝革命兩週年
文/朱曉玢 攝影/鍾卓明
她曾在中東迷漫硝煙中為華文世界呈現第一手戰事，卻不隸屬任何媒體，一直實踐獨立理想，見證世界各地的反抗與易幟。2013年，從地中海沿岸歸來的她，想要振臂高呼，讓新自由主義停擺。
張翠容說，寫《地中海的春天》這本書的時候，她的心態改變了。早年寫作《大地旅人》的張翠容，一股戰地女記者的熱血氣，她在文字裏還原衝突頻發的現場，告訴讀者她的座標、她眼前的真實。這一次，她則想要用靜態一些的方式，帶出從現場歸來後的思辨和感受，不是沒有了來自風暴中心最直接的恐懼與依然前行，而是在現象的後面，她還想多問一句，到底從歐債危機到阿拉伯之春，這一切的混亂和無序是因何而起？
新書《地中海的春天》打破了張翠容留給讀者的既定印象。但她從不打算按照人們對她的固有期待來寫作。2011年，張翠容行走的目的地是希臘、西班牙、埃及、突尼斯。她試圖親身觀察動盪的歐債危機裏希臘和西班牙的境況，以及阿拉伯之春這場牽動全球人心的革命。過程中她看到兩件事情内裏無法分割的關聯。
從地中海出發，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暴力革命，皆指向令人詬病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她不再只是看到、記錄、並感受，而開始檢討不合理的經濟思維。她走訪了歐洲和北非的經濟學家，發現世界上生病的不止是歐洲和北非，社會表象的矛盾其實蘊含着更深遠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這是一場集體的危機
經濟問題這是全本書的脈絡。張翠容說：「歐洲和北非的政治、文化制度不一樣，但卻是同一時間（2008年金融海嘯後）發生問題，我覺得這並非巧合，而是集體的危機。阿拉伯國家我去過很多次，如果他們要反獨裁，爲什麽等到現在才革命？在北非，人們不止反獨裁，還在訴求經濟正義。全球貧富不均，窮人們要求有尊嚴的生活。無論是歐洲還是北非，都是 99%與 1%的對抗。」
曾有人認為，張翠容把不同國家的問題均歸到新自由主義頭上是簡單化了。面對質疑，她有反駁。她承認，歐洲的經濟發展不足以支撐福利主義、北非的威權統治和由此滋生的貪腐等等都是導致當地衝突加劇的原因。然而一本書的容量有限，她更想集中力量將她認為最重要的議題說得儘量全、儘量透。思考留給讀者，自己只能是個引路人的角色。
在她看來，英語世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比華文世界多得多。「媒體討論它的時候很散，沒有焦點。特別是在香港，香港人還不習慣批判資本主義，好像多說幾句就會被當做是『五毛』。」她說。
人們每一天都深處危機當中，卻看不清問題所在。股票的上漲、經濟的復蘇，似乎淡化了 08年的金融海嘯之痛。但這樣的復蘇卻宛如建立在浮沙之上，一擊即潰。今天，過度借貸的現象還在，大家還在用新自由主義在解決問題。炒熱錢是繁榮的假象，當集體沉醉於有得賺就賺的生活，很容易就忽略了下一個近在咫尺的危機。今天的鄰居上演的是否是自己明天的悲劇還未可知，未雨綢繆不是圍困當下，而是想要正面地找出問題的根源。她自認為：「這本書不是完美的。但希望大家能從地中海的故事裏好好想一想眼前。」
全世界不只有一種邏輯
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瓦魯·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曾在和張翠容的訪問中，說到他研究經濟學的初衷：「我當經濟學家的目的，是希望揭發經濟學的謊言。而我也希望學生念了經濟學，便明白到謊言是怎麼運作的。」這讓張翠容很有共鳴。相比他人的說辭、大眾媒體的眼光，她更相信自己的判斷。爲了弄清楚書中提到的經濟問題，她翻閱了不少資料。她列出爲什麽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由，期待着未來理性的反饋和討論。這樣的張翠容竟令身邊的友人也感歎：她不再是淺薄的自由主義者了。
談論起民主、自由，有時不免流於政治理想。如果懂一些經濟學，結論會不會不一樣？不同於過去的直面炮火，這一次她看到的是城市底下更為洶湧的巨浪，那是看不見的戰爭，它和每一個人的未來息息相關。
書中還提到了希臘和西班牙經濟自救的嘗試，為絕望的經濟現狀提供了清新的靈感。比如自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希臘愈來愈多的民眾回歸務農；希臘政府曾計劃將一個地區的食用水服務賣給德國企業，當地居民得悉，每人拿出一百歐元回購該項服務，交給當地專家和工人營運；在西班牙， 另類經濟生活更加振奮人心。西班牙致力推動參與式民主的基層民間組織——15-M，協助有興趣的社區創辦「時間銀行」，成立「時間銀行網絡」，將人們的工作時間記錄並換取等量時間的服務，該實驗至今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被小範圍地嘗試和推動；還有社區貨幣、城市農耕。張翠容對 15-M在西班牙的一系列經濟自救很有信心。社會正在需要新的生活可能性。
社會中重拾分享的精神，讓張翠容聯想到電影《悲慘世界》（港譯：《孤星淚》）中神父曾將銀器送給冉阿讓的情節。這何嘗不是一種對人性真善美的呼喚？她認為人類最大的危機是人心價值的失落，20年來全球化令社會中的好多價值都失落了。而她希望人們能通過對經濟的反思，打開新的生活模式，建立社區的友愛精神，回歸到最基本的生活中。
齊哥·維塔克（Chico Whitaker）在這本書後的訪談錄中提到：「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種邏輯。」好的創意激發了生活的可能性，為單一的經濟模式帶來挑戰。而香港可以借鑒嗎？「雖則香港在經濟上面的反省能力很低，但它將靠全球經濟環境來推動它改變。」張翠容說。
革命是一種鄉愁
若不是去到了阿拉伯之春的現場，她不會理解革命是一種鄉愁，人們正透過革命，尋找失落的民族光輝。在埃及和突尼西亞，人民感到國家被大國支配，失去主體性，因而上街表達他們的憤怒。而在歐洲，這樣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在冒現。他們擔心大國要瓜分小國，掀起再度的殖民。
於是民眾要揭竿而起。但革命之後呢？「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層也是資本家，他們沿用的仍然是維護資本家利益的經濟手段，不能改變埃及的情況。」張翠容眼中的革命中心，仍然暴露出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故事，還沒有講完。
張翠容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1980年代在英國完成高中及大學教育，返港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社會學碩士，1986年畢業。1989年移居加拿大，1991年赴紐約遊學，採訪當地社區和中美關係新聞。再度回到香港後，正式加入香港新聞行業，負責採訪政治新聞。其後分別為英國 BBC World Service等多家國際新聞機構報道亞洲地區及國際性事務。亦曾擔任法國「無國界記者組織」的通訊員。
地中海的春天
重返阿拉伯之春與歐債風暴現場
張翠容 著2013年 2月城邦（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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