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香港的人，一聽到「政治化」這詞，重則，讓人想起「骯髒的手段」、「卑鄙的行為」；輕則，也難免進入「在搞事」的聯想。「政治化」，為什麼那麼可怕？
稍早前，水貨客搶購奶粉，使香港社會開始討論 2003年以來的「自由行」政策是否恰當。本來，這種討論再正常不過，但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卻批評事件「太政治化」；在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爭議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指斥批評政策的人「政治化」。為什麼一些民生問題被提升到政策層面來討論，就會被認為「政治化」呢？又或是，倒過來問：這些問題明明與政治相關，為什麼不能「政治化」呢？這至少要從殖民統治手段談起。
「去政治化」，是大部分殖民者的統治手段，港英殖民政府也不例外，這在上世紀 70年代以來尤其明顯。根據香港學者羅永生的研究，那是一個「政治研究和討論被嚴重壓抑的殖民時代」，一些論述成功將香港人描述為「政治冷感」、「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及「經濟動物」。
這些論述，構建了不少「香港故事」，但有關「去政治化」的故事，卻被隱暪。被隱暪的後果，非常嚴重。首先，由於「去政治化」本身的目的是為了排距、甚至污名化一些關心和參與政治的普羅大眾，這導致多年來香港大小選舉的投票率一直偏低。
1991年，香港立法會（時為「立法局」）首次出現直選議席，那是「六四」事件的兩年後，距離「九七回歸」不到六年，有關民主政治的討論尚算熱熾，但儘管如此，投票率也只有39.2%。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1992年，台灣立法委員進行 1948年以來首次全面改選，民進黨創黨 6年，人們高度投入政治活動，投票率是72.02%。
也許，拿當年已經開啟民主化之門的台灣，跟依然被殖民統治的香港比較，不太恰當。然而，「去政治化」的魔咒，並沒有隨着香港脫離殖民國而消除。
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依然只有53%。記得投票當天，遇到阿姨，問她：「有沒有去投票啊？」她回答：「我都沒有登記，有什麼好投的！」低投票率與政治冷感等論述，相互呼應，加劇了港人對「政治化」的恐懼。
「去政治化」的後果，遠遠不僅使人卻步投票站、疏離政治，更可怕的是，它壓抑了社會討論問題的層次：你只能被動地當一個「順民」，等待政府施惠，不能去挑戰它制定政策的理由，更不能要求它改變政策，不然，你就是把問題「政治化」了。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我經常接觸到的動物保護議題上。
在爭取成立「動物警察」的過程中，一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私下勸阻動保界人士：「不要把政治放進動物議題內」。荒謬！搞政治的人，居然叫人不要談「政治」。居心叵測！
動物團體主張成立一個直接隸屬於警隊的「動物警察」，目的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偵破虐待動物案件，而過程中難免涉及預算分配、警員編制等等，更關鍵是，馬上會動搖目前由警方、漁護署及愛護動物協會組成的「動物守護計劃」——一個既存的結構，以及一些既得的利益者。
「不要把問題政治化」這套說法，不僅政府官員、親建制派人士善於利用它，部分民間團體也被洗腦，朗朗上口。二月初，某間接獲政府資助的動物團體在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上，批評動保人士過於「政治化」，對動物維權運動毫無助益。
但諷刺的是，這個團體也號稱爭取動物權益（Animal Right）。試問，爭取動物權益又如何能不涉及政治？！動物權益是政治，我們的飲用水和空氣，我們的奶粉，哪一樣不政治！
「去政治化」，本來只是大部分殖民政權的管治手段，它透過「不要把問題政治化」來壟斷「政治」，公民的主體性因而被掩埋。可惜的是，香港已經脫離殖民統治十六年了，但「政治化」卻還像魔咒一樣，籠罩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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