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變老的其中一個徵象就是開始不滿下一代，老把「而家D後生仔都唔知做乜」掛在嘴上。於是我就知道自己真的已經成了中年人，因為同輩聚會，我們都喜歡拿年輕人開玩笑，都將「九十後」當成目標。例如見工，有人會把家長帶來，彷彿應徵做見習的是他的媽媽。例如上班，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請假，沒有辭職，連手機都不開，終於鬧到要報警求助，才知道他平安在家，只是覺「呢份工都係唔啱自己做」而已。
投訴比自己年輕的人不算什麼，變老也很自然，把這些話題當成茶餘飯後的小點還可能無傷大雅。真正可怕的，是將過度簡化的思維引入公共討論，輕易地以族群、種裔、性別和性傾向等種種輕便的標籤去分析重要的社會事件。發生了兩宗年輕人和朋友一起動手弒殺雙親的案件，就能說是時下年青人出了毛病嗎？凶手都喜歡電腦遊戲和網絡交誼，就能套用習慣的定型，說成是沉迷打機的「自閉宅男」的可怕嗎？
遇上難以索解的事情，我們自然要求詮釋，這種時候社會上種種方便的典型就是最大的現成誘惑了。用不着嚴謹的分析，用不着更堅實的證據，只因為這些典型符合我們一向的偏好，便能不證自明地解穿了所有的疑團。
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犯罪學很喜歡搜集種族的資料，因為當時的學者曾經以為罪犯的種族背景很能說明犯罪的動機。於是在研究一個社區的罪案數字為什麼會特別高的時候，他們更加注意居民的黑白比例，結果看不清城區規劃的問題，漠視了階層隔絕的存在，也忽略了社會網絡的作用。那種觀看角度的最大效果，不是減少罪案，而是持續「證明」了黑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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