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

如果这个“文艺”是当代流行语境下所指的“文艺”,那么我们要从大概2000年左右说起。那是一个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经过低谷的喘息,精神世界重新萌芽的时期,中国第一代没有经历过时代剧痛的人正在步入青春期,后来这些人中部份被第一批冠以当代“文艺青年”称号。那时候,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兴起,国外的流行摇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最早注意到这些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多表达方式。当时我的高中屹立在一个海岛上,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与世隔绝于军队式的作息中。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我那非常文艺的语文老师自创了一种作业,要求全班学生每周写一篇不限字数题材的文章,随机发给其他同学批改。在那个高考作文写作指南为“排比、修辞、三段式议论每句开头总结段落大意、字要写得工整”的世界中,这一任务成为每一个人自由的文字窗口,尽管其中难免充满对青春无病呻吟的新概念作文式内容。

在当时的学校文学社团中,另类的文风也非常流行,以至于对传统的八股高考作文形成了一定冲击。后来新概念和其作者们又把村上春树、博尔赫斯们介绍给中国的年轻读者,就像如今很多摇滚乐手从林肯公园、软饼干入门,却逐渐寻求更深的造诣一样。就在那时,这些当代“文艺”的雏形植根于青年的思想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与平庸、制度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对抗存在——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偷偷阅读米兰·昆德拉,把新概念文体带上考卷而不惜获得低分。

很多年以后我和一位港人同事聊起这些,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读米兰·昆德拉是一种反抗。这时我体会到:中国的文艺带有的这种对抗性无疑是“中国特色”式的:在他看来,昆德拉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其小说写作并不以反传统著称;许多曾令当时文艺青年豁然开朗的作品,对他来说不过是当代流行的大师文字。但对于这个成长环境中的我们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对抗背后隐含的是新的生活态度:我可以不按高考要求的方式写作,我可以不参加高考也不会毫无出路,我可以不遵循社会为大多数人设计的那一套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轨迹;新概念作家韩寒放弃高考引起巨大讨论的时候,这种对抗曾被摆上台面。可以说,中国文艺的对抗性是被教条催生的,正因为当时社会对天性的压抑之强、对循规蹈矩的推崇,原本未必反传统的内容,也在强烈反差中具备了反抗意味。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随后几年凭其魅力赢来不少信众,但她后来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被异端化的命运,似乎在最开始被冠以“小资情调”这类带有明显阶层意味的词汇时就已被预示。文艺本身无可否认是作为生活的一部份存在的;然而在中国,由于对抗性要求个人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质疑,文艺与生活或多或少保持了一定疏离。这种疏离最初是源于在刻板轨迹中提升生活质量获得自身心理满足的自身需求,但后来逐渐带上了表演性质——或者是在不具备这种需求的人看来,带上了表演性质。这直接导致了文艺与“草根”的决裂:文艺与“装逼”“无病呻吟”“无实际能力”等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在公认为文艺青年聚集地的豆瓣网,出现了“银镯女子”“葫芦屯”等通过把文艺和乡土元素结合在一起以讽刺文艺青年的群组。然而实际上这些指责并非真正来源于乡土,更多出于与文艺青年年龄、教育背景都相似的青年群体,并经常武断地将前者的爱好和行为都归于表演动机。

其争执的本质,大概可被视为文艺所暗含的新派价值观与传统价值的战争。但不可否认,这场战争中,反对者们直指中国特色文艺形式繁复、但内容空洞的软肋。

文艺具有对抗性,但其对抗性是局限的。文艺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价值观。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而在现实状况中确实是这样的。文艺与悲观情绪似乎密不可分,这一点为许多人所诟病。我一位讨厌文艺青年的朋友认为“不忧伤的就不算文艺青年”。我以为,“文艺青年的忧伤”,无论是通过各种爱情事业等具体事件、还是不可名状的“无病呻吟”抒发出来,本质上都来自于其无法解决现实状态与其反传统理想的落差衍生的无力感。文艺青年是可以不忧伤的:一旦能在价值观的高度跳出框架并真正依这套价值观行事,这种落差自然不复存在。

但这似乎很难达到:文艺精神的内核中遵从天性、注重个人独立想法、追求内心体验和享受等概念显然源于西方,文艺内容中流行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多来自西方。从形式到内涵都是舶来,因此“在咖啡馆中听着爵士乐”比起“在茶楼听粤曲”在感受上更符合“文艺”的定义也绝不奇怪了。多数文艺青年,在仿照了这些西方架步,听了些歌曲、写了点心情文字之后,似乎也仅止步于此,文艺的追随天性和独立思考特点仅被空洞地抄了个形式;文艺领域的创作更是如此。某个出现得惊世骇俗的青年作家,很快能从国外作品中寻得其影子;地下乐队领域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每一只在地下文化中比较出名的中国本土乐队,都可以找出一只“对应”的西方乐队。

这是中国文艺目前的悲哀:文艺最想反对的东西,仍是文艺最大的桎梏。

说到底,文艺本身纯粹是对美的原始冲动,但在中国,她被赋予了特殊的对抗性;也正因为在中国,她的对抗力量被削至最弱。关于追寻天性、独立思考为何是中国青年们如此难以掌握的技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简单地指责国民性缺乏思考精神和创造力、甚至扣上“山寨大国”帽子无疑是方便的,但若如此本文也毫无存在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可以无关政治,但政治的强大力量却能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对事业、婚姻等的传统观念、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桎梏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今年年初,我访问广州band村一名摇滚乐手,在此我愿借用他的原话表态——他认为中国摇滚发展最大的阻碍是创作自由的缺乏,而这种缺乏表面上看很大程度来自于乐手自己:“(中国乐手)缺乏创作的原动力和延续性,作品都不够不羁,根本就没有被放逐。每个拿着笔的人,在提笔一刻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体制的照耀之下,我究竟可不可以将自己想的东西完全抒发出来?’当你有了这个想法本身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创作自由。”

 

(杨不欢,香港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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