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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烹小鲜

一组省部级官员的调动,在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里上只能以新任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和宁夏区委书记李建华为代表,以简短通报示之。但对市场化媒体来说,这是两会之后的又一重要新闻节点,尤其是商业门户网站,一俟昨天午时相关消息发布,即接连推上首页顶部。

新浪专题自有摘要说明关注所在:“‘两会’后,全国多个省委书记、省长、人大主任出现空缺,并将牵动着一系列的人事调整。这或将涉及十几个省、自治区,构成‘习李时代’地方大员的新格局。”

网站的聚光灯并不是打在青海宁夏的最高领导身上,主角另有其人——秦宜智。据中国共青团网及其官方微博消息,3月19日上午9时,团中央机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决定:秦宜智同志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翻出这位从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之职调任而来的新领导简历,门户编辑最想要在头条标题里向民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的年龄——“65后”。腾讯网易趁机再普及一下团中央书记这个职位的意义,那就是从新华网《历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资料中发掘出前任中的明星人物:“胡耀邦、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领导曾任该职”。

胡锦涛时代起,“团派”之说即成为坊间热议话题,时政观察者普遍认为由共青团内成长起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中国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升迁机会尤其突出。潇湘晨报今天在《新一轮中央和地方省部级人事调整展开》的报道中,也是以秦宜智为重点,由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解释:“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备队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中央属正部级待遇。团中央负责人一般会比较年轻,会比较有活力。从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的干部,主政后他们会比较关注民生,对下层疾苦会比较了解。团中央负责人到地方任职之后,一方面,他的视野会比较开阔,团中央毕竟是中央层次的单位,工作时会站在全国的高度谈问题。团的工作又主要是组织性的工作,因此他的组织能力和行政能力会很强。”

重庆时报规格最高,是把《西藏副主席秦宜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作为了头版头条,作陪的除了青海宁夏书记,还有另一位副书记——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

的确,比起同期的刘鹤吴新雄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蒋洁敏出任国资委主任、孟宏伟出任中国海警局局长、刘赐贵出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等,郭主席被派往山东的消息早就备受瞩目。

最初的新闻甚至是以《消息称郭树清将调任山东省省长 因其改革中触动国有银行利益》的面貌出现。是财经网在6天前即转述外媒预测,称“这一安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郭树清本人并未对这一决定表示异议。实际上郭树清需要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也是促使他离职安排的一个因素。”

主管证监会这个“坐在火山口上”的热门机构,郭树清近两年来颇有新政之声,尤其是上任之时抛出的“IPO不审行不行”,令那些猛烈抨击中国股票发行审批“暗箱操作”的投资者颇感兴奋。

待到证监会在3月14、15日、16日三天内突击发布了9份与市场相关的文件后,已被媒体喻为“郭树清的告别礼”。待到证监会17日下午正式召开会议宣布原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接任郭树清后,对“郭氏新政”的总结更是全面铺开。

前天,证券时报以“郭树清最终还是离开了资本市场!”开头,满篇赞扬:“当很多人还在质疑郭树清是不是懂资本市场的时候,郭树清以他的视野、智慧和专业能力,全力推进发行体制改革,推出券商创新各项举措,激发市场活力,让资本市场焕然一新……505天,郭树清已经顺利完成‘逆转’。不难预料,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候,郭氏改革将继续成为市场讨论的话题。许多年以后,再回首,郭树清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也必然会被提及。”

凤凰网从郭树清名字中取出一字,定义他为“种树人”。这一专题被其在首页反复推荐,历数郭树清推出的近70条制度规则,汇总类似《陈志武:郭树清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环境》的点评,叹息其“肃清之难”:“500天太短,不足以颠覆。500天也长,能够布局一番。郭树清是目前为止,任期最短的证监会主席,而上任时长从来就不是衡量在位成绩的标准。郭树清是个种树人,他在A股种下合规的种子,是否能够继续发芽,让时间来证明,让历史来评价吧。”

“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21世纪网早在郭树清被宣布离任当天傍晚就已像送别荆轲一样感叹,其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昨天又来一篇《郭树清的506天: 整体改革派的“速度与激情”》:“虽然市场对其赞美一时间压过了以往的种种质疑,但不可回避的是,郭树清在任内500多天时间内密集推出的近百项制度规则以及专项工作,很容易让市场感觉眼花缭乱。”

所以,新主席必须马上面对新命题:“毫无疑问,摆在肖钢面前的,首先就是IPO改革这个棘手的问题。在2012年进入第三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随着年底市场环境的变化,IPO堰塞湖成为了悬而未决的尴尬难题。”

旧主席也必须马上面对新环境。作为新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他今晨已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中表达心意:“我对山东的关注和感情由来已久……来到山东工作,我就是山东人。我将夙夜在公、尽心竭力。”。

“夙夜在公”,这也是最高领袖的心得和要求:“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来自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的通稿。当然,除了展示总书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举重若轻,腾讯搜狐网易凤凰还有另一个可以用来吸引网民兴趣的新闻点:曾多次公开试脚开球的习近平,在回答“巴西明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您预测哪支球队夺冠”的问题时,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概括自己的爱好,“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上届世界杯有章鱼保罗,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章鱼?巴西足球队有主场之利,我祝巴西队好运。”

二、超越仪式

“说来大家不相信,在治病时,他跟我们兄弟讲,要坚信共产党”——这是凤凰网在首页概括吴仁宝之子追忆父亲的主旨。

根据这份从华西村老书记灵堂发回的记录,虽然现场有回良玉等领导送来的花圈,但现在的“当家人”吴协恩仍坚持追悼会要本着节俭原则,不铺张浪费:“老书记在我们华西人心目中,可以说就像是每个人的父亲一样,不光是我的父亲。作为我们家庭来说,对老书记的理解,包括他生前的做法和意愿,一定希望我们要节俭,不要浪费,所以包括灵堂都设在家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能够作证。配上老书记生前在村中高楼前的微笑留影,封面文章定为《超越仪式:吴仁宝送别第一日》:“面对吴仁宝这位符号性人物的去世,他的家人,华西村各个阶层和外来的政商各界人士,都已进入到一场徐徐揭幕的仪式中……至少令反对者也充满敬意的是,送别他的仪式,与村里其他逝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反对者就算对吴仁宝的个人操守充满敬意,但对其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想总是恕难苟同。连微博认证为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罗崇敏也顾不得人死为大,强调“华西村是个人集权、家族控制和世袭制的缩影”。再加上@凯迪网络等昨日揭发,那个一度被视作吴仁宝身前重要荣誉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称号,其实是“PS”得来,却出现在了包括新华社、新华日报在内的诸多官办媒体上——对“政治作秀”的抨击更加猛烈了。

钱江晚报评论员刘雪松看到了这些指责,但他还是要说:“作为一个探索者,农民吴仁宝,并不会因为有没有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而发生多大的变化,也不会因为他的离世,而变得非此即彼。吴仁宝不完美,不完美的吴仁宝,让华西村富有了。这是任何放大镜,都扭曲不了的事实。”

在昨天的报道中,这份浙江畅销报纸就没有纳入对吴仁宝的非议内容,支持态度也一直延续在今晨这篇《用健康的态度看待吴仁宝》上:“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标本,吴仁宝游走在现行主流模式的另一条道上。随着那些同道村落一个个摘去炫目的光环,吴仁宝注定是观察家惦记着需要指手画脚批评的最后一个对象……高高在上的批评者,直指吴仁宝集体经济模式,是专制的缩影。而面对现实的褒奖者,则称即便是‘黑旗’也愿意跟着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华西村人并不拒绝旁人眼中的‘专制’下的富有。尽管他们,可能在批判者眼中,属于‘不正常’的人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模式能走多远,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成为盖棺定论吴仁宝的是非标准。重要的是,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在中国农村的转型期,用共同富裕的精神追求,让困顿的每个家庭,过上了体面富足的生活。”

显然,刘雪松看不惯那些“自命清高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艳羡着小布什能当总统,却绝不能容忍吴仁宝的儿子当上华西村的书记。哪怕吴协恩是全票当选,也不行。”

不过,钱江晚报所说的“吴仁宝不是用来复制的,而是用来包容的”,在北京青年报看来,还是有值得探讨之处。其社评《华西村的成功能否复制》今日亦得新浪重点推荐:“某种角度来讲,华西村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特例……华西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华西村,无疑与吴仁宝个人的远见和能力密切相关…华西村的发展之路,也将给正在快速实现城镇化进程的中国农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或者教训。”

作为党委机关报中的一员,长江日报今天则用社评强调“一些人急于将华西村树为集体经济的典范,应该说是意识形态的考量超过了对农村真实发展路径的思考”:“我们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寻找模式,而在于思考农业、农村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在体制上寻找再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突破口,让农民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自由寻找发展的机会,这也是‘中国梦’的本质。”

既然说到“中国梦”这么宏伟的愿景,那就更需要观察最高党报的姿态。人民日报昨天也曾为这个可能是最低级别的党员干部发布讣闻,今天则是转载昨日环球时报上温铁军之作,并将标题聚焦在“华西村打对了四张牌”上。根据文章所述,“华西村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也是一次对集体主义优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诠释”,并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打红色的社会主义牌获取长期稳定的政治保护和因此不可能被减少的经济资源;二是打白色的资本扩张牌成为天下第一社区资本总量村;三是打灰色的村庄党委公司化的治理方式取代城市政府治理,以及私营经济开发区等多样化牌弱化产业资本扩张中的各种张力;四是打绿色的生态旅游牌保持多元文化及多样化经济结构(包括粮食农业维持村民生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魔幻怨念

抱怨李克强见面会上记者没问,抱怨央视3.15晚会上没曝光,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载有太多怨念。昨天起,连官方通报也已承认,3月8日以来,上海已经从黄浦江打捞死猪8000多头,上游的浙江嘉兴收集死猪3000头。“万头死猪”之说彻底坐实。

凭借这组数据,新华社昨天发出《密集饲养的困境--黄浦江死猪事件追踪》,并获包括解放日报在内的上海媒体刊发:“‘此次死猪事件,对粗放的养猪模式敲响了警钟。’嘉兴市有关部门表示,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养猪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彻底解决猪粪围城、死猪围城的局面。专家指出,死猪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需要有长效应对之策:一是解决庞大的养殖量与管理能力不匹配的问题;二是建立联防机制防止死猪‘顺流而下’。”

而获得五大门户今晨最为青睐的还是一句“好比游泳池有几只死苍蝇”的专家比喻,一致将之作为标题展示在首页。虽然所载链接源自京华时报,但其实这个说法昨天就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

这篇《解析“死猪漂浮”疑团》,设有四组自问自答:“要是没有微博曝光死猪事件,政府部门是否会刻意瞒报?上海没有故意瞒报,但可以做得更好”;“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水质居然还能基本稳定?记者实地探访水厂,饮用水水质符合国标”;“打捞死猪数量庞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安全处置?上海以焚烧为主深埋为辅,将新建两个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死猪究竟何处漂来?数量如此众多,有没有疫情?对众多分散的养殖户而言,病死猪何去何从是极大挑战。”

四组问答之后,人民日报代表公众呼吁建立环保区域联动机制:“一位曾经在上海水务局工作过的人士表示,‘其实,我们国家的跨区域联盟不是没有,比如长江中下游流域、太湖流域、长三角地区等等,都有各种联盟、联席会议制度什么的。只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对各地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制约作用。每年联盟开会所达成的各种协议也好、制度也好,某地政府如果执行不力,你也没办法,还不能得罪。’”

地方诸侯之间以邻为壑,那就更需要中共中央机关报来主持大局。仍由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署名,今有时评《“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强调“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除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提供的稿件之外,潇湘晨报昨日的《水乡“收”猪》、《渔民捞猪》也获门户网站和都市报集体转载,尤其是文中通过嘉兴渔民之口对当地环境污染的控诉:“村民眼里,嘉兴新丰镇‘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捞猪’,‘每年这个时候要集中大批量捞猪’,当地已经从传统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一个‘猪的水乡’。因为猪粪和死猪等污染,渔民已多年捞不到鱼,很多渔民只好转行‘捞猪’。”

当诸多上海民众对上游嘉兴坚守“冻死”的口径、对本地媒体未能疾言厉色感到双重悲愤无奈之时,一种化学元素的出现更加大了恐慌。上周起,由财经杂志揭发的《养猪场污染链》被微博转发者提炼出了“砷”这个关键词,@环保董良杰更是直接注明“无机三价砷即是砒霜”。

化学知识辩论开始。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所刊《嘉兴死猪“砷论”调查:潜伏在养殖端的“幽灵”》,就是针对“嘉兴生猪死于喂砷”的说法而写:“‘砷论’称,根据猪农说法,有种制剂叫有机砷,用在四月肥之类的猪饲料添加剂里,可以促进猪性腺发育和毛皮亮,改进卖相有利于卖个好价钱。但副作用是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喂食四五个月后会大幅增加猪的内脏腐蚀和死亡率。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国内,有机砷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于生猪养殖前端,而它的危害性以及与此事件的关联度,仍待相关部门作深入调查。”

关联几何,尚无定论。不过,广州日报今天已有《专家:含有机砷猪肉可食用》:“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则劝人们无须过分担忧食用有机砷猪肉对身体的危害,她介绍说,作为饲料添加剂的有机砷在猪体内吸收率低,约90%以原形经粪尿快速排出,在猪体内的残留仅为10%左右,在安全范围内。”

这种安民告示,就和上海官方对水质安全的重申一样,在互联网上得到的臭鸡蛋远比欣慰多。所幸,朱教授在南方都市报还有一个专栏,可以更全面地讲解自己的感叹:“某江上猪的死法,在众人的想象力中千奇百怪,怪中之极品当推为了猪皮红毛亮有个好卖相,养殖户不惜给猪下蛊。”

这篇《二师兄生前身后事,国人的烦心事》,虽是一派调笑口气,但满载的尽是科学家对汹汹舆情的纠结:“猪死于砒霜毒性定时发作,这般显而易见的谣言为什么都能大行其道?在微博上转发数万条?国人只信感官,终归江上猪横遍野,扯着嗓子喊我亲眼看到啊,也还可理解。但看到什么,如何看到则不去细想,人云亦云。实则在理性缺席时,眼睛可能是最坏的见证人。遭遇谣言,就连最朴素的常识都忘记了。紧紧抱住谣言,一如抱住平凡生活难得的夸张刺激,似乎砒霜加上死猪,如此的魔幻,避开了一粥一饭的琐碎,直击庸常生活的无奈和无聊,圆满了心灵对幻想未知的少年pig漂流的渴求。”

四、应有正义

如果没有两周前“掐脖抓女小贩吓哭小孩”的事,这一回广州城管被小贩砍7刀成血人的新闻可能也不会引发那么多唏嘘。

依旧是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昨天刊出《城管清理小贩被连砍七刀》:“前日下午,广州天河区车陂街城管执法中队‘六乱二组’队员苏家权和钟泳德驾驶执法车(粤A896KJ)巡查东圃大马路……据官方通报,执法队员一直进行着劝离工作,但小贩拒绝离开。14时11分许,一名兜售菠萝的小贩突然挥刀砍向苏家权。苏家权身中七刀,血流不止。而该小贩则丢下手推车逃窜。”

在那位绑满绷带的受伤城管照片下面,编辑专门摘编了“最痛的不是挨刀,而是社会不理解”的城管声音:“钟泳德目击了苏家权受伤的全过程。‘周围的群众很冷漠,我当时觉得很难过。’钟泳德说自己想不到,在东圃大马路如此繁华的地方,没有一个路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前日深夜,广州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最痛的不是挨了7刀,而是社会的不理解。’”

如果钟城管和危局长看到了昨天门户转载后的新闻跟帖,一定会更加心寒。被新浪微博推荐为热门话题榜首后,涌来的评论大多数是“咎由自取”、“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换我也不帮”,甚至是幸灾乐祸的“砍得好”。

比如素来扮演批判者的@网眼八分斋,附上那些小贩在城管面前下跪的资料图片,斥责对方“真够不要脸的”:“城管被小贩砍伤,广州城管抱怨社会不同情,我觉得你们活该:打砸老人早餐摊的时候咋不见你们同情?当孩子面殴打水果小贩的时候咋不见你们同情?”

眼见于此,腾讯网易昨日同荐来自红网的《透视城管和小贩的“标签化”》,作者寇军就事论事:“广州的城管队员被小贩砍伤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说千道万,挥刀砍伤了人,就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用‘激情砍人’、‘被逼无奈’来为小贩做无谓的同情式辩解。也不能用城管队员中出现过的不良执法,给被砍伤的城管队员戴上‘殃及池鱼’、‘有罪推定’的活该帽子。而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在网络舆论中确实存在,无非是城管和小贩在舆论场和人们的内心里已经标签化”。

“彻底改变城管与小贩的标签化现实,自然还是需要从经济生活的规范性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入手。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加快对于城管管理体制的重新审视和制度安排”——这种思路,一周前就有刘远举通过腾讯大家专栏和新京报提出,即《城市管理,应让主人说话》。

文章是以“掐脖抓女小贩吓哭小孩”作为案例:“悲苦的画面不但激发了大众的恻隐之心,更激发出强烈的愤恨情绪。过,感情虽然慷慨激昂,但往往也遮蔽理智。摊贩都是底层群体,他们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利,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导致诸多问题:市容脏乱,堵塞道路,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不一而足。”

感慨于民众在便利和秩序之间的“朝三暮四”后,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想要回答“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的主人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秩序?”的终极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城管更多的应该是不同人群对市容诉求的被动执行者,决定何种市容的权力,应该更多地交到具体的市民手上……主人不反感,愿意宽容,那就无伤大雅,公权无需越俎代庖去认定市容应该如何,进而强制执法,毕竟,市容是市民的。当然,‘市容是市民的’,短短六个字,却有着非常沉重的政治涵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什么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会恶名远飘海外,就不难解释了。”

虽然@刘远举的追随者中颇有对@李承鹏式慷慨激昂表达不屑者,但“李大眼”也会与时俱进,暂把十几天前那篇《每一条城管掩杀的大街》放在一边,针对“广州城管被连砍七刀,城管并无暴力,小贩真的凶悍”发出新论:“一边是城管暴力执法,一边是城管也被伤害,这证明现有城管制度根本管不好城市,当一个制度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就是一坏制度。”

当然,真正能让广州城管感到温暖的还得说是韩志鹏昨天在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乱摆卖惹公愤:城管要大胆管》。这位本地政协委员以广州第十甫几乎所有公共空间都被流动商贩占据的“无政府状态”为证,谴责那些扰乱城市秩序和营商环境的商贩:“城管执法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血的代价。例如前天发生在天河的‘流动商贩连砍城管7刀’的案例。在城管和商贩漫长的拉锯战中,受伤害的有时是管理者,有时是被管理者。当今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城市管理体制也被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城管与商贩,可以不是‘天敌’吗?我以为,关键是要将商贩暴力和城管暴力都装进法治的‘笼子’里”。

不过,南方日报昨日报道时,亦曾以求证的语气言及“小贩城管曾有肢体接触”,并获人民网转发。这一指控,显然与车陂街道通报中的“没有肢体冲撞”构成冲突,今晨人民日报所刊《城管何以遭遇“不理解”》,想来也是因此有所关照:“出现‘不理解’,不排除有偏见的成分,但城管执法过程中的瑕疵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在很多城市,随着‘猫抓老鼠’的游戏反复上演,城管不文明执法时有所见。这些问题,不论对城管的形象还是公信力,都造成了损害”。

当然,最终还是南方都市报最郑重其事,以今日《公开完整真相,才能捍卫城管应有正义》求解:“在这两起事件中,无论是看似不利于城管的掐女商贩脖子事件,还是看似有利于城管的后一起冲突,广州市城管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公布真相给予太多的重视。最起码,在对获知真相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视频公开上,相关部门的态度一直是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这的确会让许多关注城管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这两种看起来相悖的行为能够兼容,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这其实是符合城管内部行事逻辑的,而这种行事逻辑并不为外人所知。”

此前,正是这家报纸所发布的前一起冲突照片,导致“妈妈没法抱你”式的义愤填膺排山倒海,所以现在也要为此辩解:“从理性的角度看,一张照片即便可以打动所有人,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垄断对真相的解释权。假使城管方面能够公开整个执法过程,舆论的倾斜程度亦未必到此地步。”

固然承认苏姓城管“已经超出了他该付的代价”、“集中担负了劣性制度导致的灾难”,但南方都市报还是要强调任何人都无法越过“社会情绪发生作用的规律”:“在后一起冲突中,由于有目击者表示被砍伤的苏姓城管与持刀小贩有动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分别用了‘暴力抗法’和‘肢体冲突’来指代上述两起事件,这种话语上的变化一旦被公众所捕获,在视频缺失的情况下,官方的声明反而很容易成为公众保持怀疑的一个理由。具体到苏姓城管被连砍7刀一案,如果没有完整真相的公布,公众所持有的‘城管强商贩弱’这一大逻辑就会支撑他们所有的分析。”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