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一個作家的訪問自然是要談文學。但是作家直言相告他的狀態:他對文學的作用產生懷疑,甚至他自己已有半年失去了寫作狀態。他並不用創作瓶頸來形容,因為對於一個一生都在寫小說的人來說,素材和技巧已了然於胸。他只是人過中年開始尋找意義。

我得感謝閻連科的坦誠,這樣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作家對自己的焦慮和虛無感毫不掩飾。我想閱讀小說的最好方式是看這個作家的全部系列,那麼在閱讀的同時,也閱讀了這位小說家。他是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在世俗給人的焦慮裏,作家從不能倖免,甚至比普通人更脆弱。

文:鞠白玉 攝影:王天遲

只當陪人散步

這一年的年初,閻連科的名字出現在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最終決選名單中。之前莫言獲諾貝爾獎,已經讓中國人明白華語寫作在國際文壇上並非無足輕重,所以若閻連科獲獎也不應意外。

但他並不抱指望,或者說並不迫切:「我們只當是陪人去散步的。」

六年前我們的採訪在他的家裏,因為太太回老家照顧母親,他要在家陪伴兩條狗,那時他的頭髮還只是摻雜些許白髮,現在已經滿頭銀髮了。五十四歲的閻連科憨厚地笑着,他在朋友圈裏有着好名聲,盡管大陸文壇對他的作品始終持有爭議,他不在乎這些,他只在乎他的生活。

從兩年前開始的拆遷風波,令他失去愜意的田園生活,即便他是再有名望的作家也難敵強權,他為守着那片土地和政府僵持很久,還是沒能保留。幾十年裏他寫了諸種荒誕,那些荒誕在他面前復演。最後他悲憤地在微博上發表一篇長文以示和田園作別。他當年想逃離土地,但土地之於他,其實也從未能真的擁有。

最初為了名利

閻連科與莫言有着極為相似的背景:農村出身,物質匱乏的童年和精神困頓的少年生活,為跳出農門才去參軍,為免於轉業回農村而選擇文學──只有這一條路能使他們擺脫農民的命運。

這一點他從不諱言。「文學被利用了。」他認為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哀。「我們最初真的是為了名利。」

當年女作家張抗抗通過一篇《風水嶺》能從東北農場調到哈爾濱,從無望的知青一夜之間成了文人。他還在讀高中,看了這條消息,意識到他能靠寫作找出一條進城的路。他的處女作是三十萬字的長篇《山鄉水火》,寫階級鬥爭。

母親把那部小說的手稿當成火引子,燒火做飯了。

寫畢了痛哭一場

而後的生涯就是一個職業小說家的通常線索,寫,不停地寫。無論是部隊文學,為黨寫的,為體制寫的,後來是為自己,為和自己一樣的人,為鄉民,為人群。他也說得直白:必須出名。

在部隊裏呆了26年,他經歷過身體極為糟糕的時刻,寫的小說因「意識形態」錯誤,受部隊打壓,他得立功贖罪為部隊寫長篇劇。很多年裏他的頸椎腰椎幾近癱瘓,要躺在殘疾人專用的榻上仰面朝天寫,住房小,沒有寫作間,為了他創作不受打擾,妻子常常要在外面蹓躂到很晚才敢回家。不知是身體的疼痛還是精神的壓抑,他常就痛哭了。寫畢了更要哭一場,自己步行到荒郊野外,看着蒼茫夜色流眼淚。

以往的日子那麼艱難他也挺過來了,承認了一個中國小說家的宿命。他也未在強權下屈服,逐漸找到寫作者的自由,他是他自己作品裏的獨裁者。

鄉下尋常生活

他似乎應該為今天的一切感到幸運,不是嗎。否則他預測的最好結局是:建築工地上的包工頭兒。可他借筆耕馳騁着,忽地就頹然了。

現在他對我說:「如果能從頭再來,我不會選擇寫作。」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混過去。寫好的東西不想改,寫了一半的東西不想回頭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是甚麼。突然寫作失去了一切意義。」一個筆端叛逆且憤怒的作家,在人過中年後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令人感到意外。

「這樣說很令人失望吧?但這是實情。」他笑着。他真是河南人的典型樣子,臉龐寬闊,闊鼻大嘴,眼神很深沉,像一個永遠恥於說謊的人。

「悲劇還在於我五十四歲了,沒有機會能做別的事情了。人當然無法後悔甚麼,只能獲得某種經驗,我的經驗告訴我:有錢有名都沒意義。我看着現在的年輕人,那麼愉快、陽光,有意無意地去領略生活的真諦,而不用去拼了力氣。 」

半生都在寫作的小說家對自己的寫作生涯生出悔意。這些年裏他常回鄉下,去過那最為尋常的生活,陪伴他的老母親,看他姐姐、姐夫們從事最為普通的營生,他都覺得那是一種扎實。「作家未必比包工頭愉快。」

他曾買下北京南郊的土地,給自己建了一個菜園子和寫作間。他買農具、種莊稼、觀察鳥蟲。一個不想伺弄土地的人最後渴望擁有一塊土地可以耕種。現在土地變成了一條公路,他四處尋來的農具也束之高閣。

沒有青春快樂

我想他是累壞了,在常年的寫作中,他去探究世界的荒涼世事的荒誕和人心的善惡,到最後總會喚起虛無。只有土地是真實的。

「所以我常感到悲觀。寫完《四書》後我寫了《發現小說》,想把小說這事梳理明白。結果寫完了就壞事了。我很懷疑寫作是否我生命的部份?或者別的作家這樣說話時我還信嗎?當一個人不再和年輕時一樣為名利或其他目的而寫作時,還有甚麼力量支撐?」

他認為創作動力和年輕的體力精力是相關的,也只有那時才有飽滿的激情,「可是『老』早晚要到來,誰也不知道一個人的創作生命能否延續。我們從前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俄國名作家),現在的孩子還知道他是誰嗎?但這沒錯,我從不抱怨孩子們不讀書。現在你明白生命只是這麼一個過程,為甚麼非要有文學?如果他能過得快樂,他靠其他任何方式能獲得愉悅,為甚麼不呢。我們這代人將文學看得重要,但沒理由這樣要求別人。我不覺得只有文學才能保證生命質量。」在他的堅持下,他的兒子在英國讀法律,而不是文學。

「我羨慕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只把讀書當成愛好,他們有知識就夠了。」在部隊時他因作品受處分寫檢查,調到作家協會時又因被禁作品惹風波,退出作協後進了人民大學,他感激這所學校給他的寬鬆待遇,可是多年來的文壇傾軋和作品屢禁,令他對人性深深失望。

「所以我更愛和年輕人相處。年輕人們有開闊的心胸且慷慨。相比之下我們沒有青春快樂可言,從你出生第一天起就是成人化的。可是不成熟才應該是正常的啊,三十歲以前的人就應該充滿孩子氣。」

閻連科:
作家,1958年生於河南,1978年入伍,畢業於河南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主要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曾先後獲得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等國內外文學獎項二十餘次。2004年退出軍界。2012年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2013年,入圍第五屆布克國際文學獎終選名單。

我仍是農民的兒子
「如果不是別人催我我絕不動筆。」閻連科有數個絕好的長篇素材,就是沒有動力開工。

或許他需要個長假旅行,或像俄國作家納博科夫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苦笑道:「納博科夫一直是租房,他一生甚至不買一個家。而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被名利事業婚姻家庭所累,我們甚至被文學所累。」

他從三月開始會有一個從美國到歐洲的旅行,他希望回來能將餘下的半部寫完。

「真悲觀,這就像一個人的旅行終點是要走進一個酒店。我為甚麼要從北京的酒店走到美國的一個酒店呢?這和人生意義是一樣的。」

從土地走出來的人,言必談及土地。莫言在任何場合談起他的家鄉都是一往情深,閻連科同樣是愛恨交織。當年他以文學為手段,想要逃離和背叛,「可最後全部的努力都是枉然,你用盡一生,發現甚麼也無法擺脫。你仍是農民的兒子,仍然熱愛那裏,仍然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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