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44期<般若星空下:藏文学专题>。

身份、声音及其他

文/

1、身份
1959年改变了藏人的身份。
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除了以母语写作的声音,也有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说起来多么地丰富多彩,却是百味杂陈。
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藏语,流亡)和“詹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烙印,成为1959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写作者。
2、声音
声音,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发出声音,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西藏的寺院,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辩经时双手击掌发出的声音。而辩经所发出的声音,象征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除此之外,在西藏本土,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一个人,一群人,从内心发出的声音,倾注着对这块土地赤诚情感的声音,凝聚着这个民族宝贵精神的声音,并且针对自身生存处境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思考、追溯和表达的声音,一旦发出并且传播,多么不容易啊,从深深的压抑中冲出喉咙的声音,为什么,一出口就奇怪地变了调?更经常地,是不是,还未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便被那劈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禁令,给惊吓得生生咽下,不敢吭声?
几年前,一些在拉萨的藏人画家,把他们的展览命名为“发生发声”,表达了他们希望用艺术来记录和揭示当今西藏的状态、希望用艺术来发出当今藏人的声音。“发生发声”,既是一种因果关系,又是同步的、交错的再现。
3、讲故事
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而且,在本土出现任何一个事件之时,讲故事可以使得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件变成经验,赋予它们可以为人们共享和记住的故事形态,进而形成民族的记忆和传统,而不仅仅只是被胜利者独白的故事。
那么,由谁来“讲故事”呢?或者说,谁讲的故事更接近“事实”或“相对的事实”呢?具体到西藏而言,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殖民者,还是丧失了话语权的被殖民者?讲还是不能讲?如果讲的话,有多少可以讲,又有多少不允许讲?而被允许讲的,有多少是想当然的,又有多少是有意被修改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在报社当过记者,在杂志社当过编辑,也写过 “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如此这般“讲故事”的规则和潜规则了。
某种权力在“讲故事”这一范围内的体现,犹如某种暗中行使的戒律,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接受、遵守,若越雷池一步,对不起,这权力的大棒就会落到冒犯者的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这也是一种警示,提醒其他人,只能在这权力允准的范围内“讲故事”。
4、结构与处境
在西藏,除了僧侣阶层这批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基本上被囊括在体制之内。多少年来,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掌控,西藏自身的文化市场又非常狭小,因此西藏知识分子的表述备受限制。
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化、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中文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文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
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各地相比藏地要宽敞许多,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且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地看管,而中国各地在言论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有时候会给真实的发声一些空间。
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共统战部审查,而且审查之严之细难以想象。所幸中文世界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在海外有着虽然不大却比较自由的文化市场,对于我来说,从2006年起,我的书主要在台湾出版,并因此被译成多种文字。
5、彼此与共的空间
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出现,乃是伟大的转折点。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使得民主的未来不再是梦想。
如今,四十多岁以下乃至更为年轻的藏人,在这个多元化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正在发挥作用,其理性的、敏锐的、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洗脑被减弱反而变得清醒,同时又掌握了用汉语、英语等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使得声音传出很远。曾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是在普遍的沉默中,然而互联网会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事实上,互联网已经为被分隔已久的境内外西藏建起了一座桥梁。
【作者:唯色,1966年生于拉萨的藏人,中文写作。诗人,作家。曾就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后因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解职,现为独立写作者,居北京、拉萨二地。


 延伸阅读:

《阳光时务周刊》44期<般若星空下:藏文学专题>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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