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杭州,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是早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是来旅游的;第二次是30年之后,当然这当中有15年是在美国,不过这个时间也非常之长了。第三次离第二次时间只有3年,我想以后来杭州的时间会越来越频繁,因为杭州的公民团体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公民阅读沙龙办得有声有色。感谢卫军啊、晓光啊这样一大批非常热心积极的志愿者,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你们组织了这场活动,不仅是你们给我颁奖,而且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公民与宪政,宪政的希望在哪里?宪政的希望在公民!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大家早上能够坐在这里,关心一个和大家切身利益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的宪政问题,大家就已经是在做一个公民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会有些悲观,我今天讲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表现出悲观的情调,但是大家的积极的参与确实让我看到了希望。

今天也不是正式意义的讲座,就是和大家一起座谈交流。因为公民阅读沙龙在一月份就专门播放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视频,那个时候我没能来杭州;视频得到的反应挺激烈的,有的认为它比较激进,有的人觉得很振奋,因为批专制批得非常给力!但这篇东西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批判,当然用词用得比较激烈了一点,但它总的来讲有一个分析框架,是要说明过去百年中国制度和道德交替衰败的过程动力学。毕竟,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对这百年历史总归要有个坦率的交代。对这百年历史,说实话我总的评价是很悲观的。刚刚林总讲,我们中国的这种道德衰败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回溯到秦皇汉武甚至更早的时候,说得很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一直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但是近百年的滑坡尤其厉害。所以今天,我想是要有人给这段历史一个真实的、公正的、不夸张、不粉饰的评价。这也算是对辛亥的一种纪念吧。有的人认为它“激进”。其实激进并不是我的本意,你们也能看到我这个人是不激进的。为什么听上去激进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就是非常激进的。如果你真实、你讲真话,那么你的话就会显得激进。这样也就让有关方面比较害怕。当然,他们一直都比较害怕实话、真话。但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就是比较极端、比较让人害怕的。

我的那个视频有一个文本,就是《公民宪政宣言》。我最近出了一本小书:《宪政中国的命运》,上面有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宣言》,2011年12月终稿。早先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从国共合作到第三共和》,因为我们有辛亥革命产生的第一共和,1949年革命产生的第二共和,但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第三共和。总的基调是第一篇比较乐观,其中倒也是讲了很多困难,比如公民维权,但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但从2008年到2011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人的观念都在往悲观的方面变化,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公民宪政宣言》也就比前面这篇文章悲观、激烈了许多。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用比较直白、朴素的语言解释《宣言》。既然是宣言,有些用词有点夸张,但是今天要把一些道理讲清楚。本来一直都在思想斗争要不要做一个ppt,后来在坐飞机到杭州的路上,最后还是做了。时间比较紧,昨天晚上做到了两点半,还没做完,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东西。今天主要用图来解释《宣言》所要表达的意思,请你们把摄像头主要对着图,不要像之前那个视频那样对着我。我不是美女,没什么好看的,配一些图会更加有意思。

第一张图就不好找,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张。我觉得中国百年史有点像现在的股市,基本上是只跌不涨。当然也有反复,有时会遇到什么利好消息,涨一涨,然后又下跌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下行。无论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道德状况,还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处于这个一个趋势。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只不过1949年以后问题更加严重了多。

道德也有问题,但是因为儒家的这套东西一直在那里撑着,至少在精英阶层中有一部分还能被称得上是“君子”。但是到现在,看看中国的官场,还有几个能达到这个标准?社会的道德滑坡也是相当厉害。当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跌跌跌,跌到了谷底也会有一个回升。你们看这个图找得很不容易的,还要找一个回升的。回升的时间就是1978年我们搞改革开放,确实有限度地回升了,比如公民道德。在80年代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在国内读书的,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信仰危机”,大家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正统的道德信仰已经衰落得不行了,拿什么来替代?现在,年轻人、大学生没有再关注这个问题了。这当然可能表明大家都适应了,反正滑坡就滑坡呗;不过,我们社会还是有一定程度道德的,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大家能发现那么多的义工,本身就是公民道德的反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公民的道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种制度环境下,它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自然环境不用多说了,我从北京来,在北京我是一直都戴口罩的,杭州好一点,但大家也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以为空气觉得还可以就没什么。其实我在北京也这样,阳光普照,空气里好象有一些灰尘,但不是很严重,但我查了美国使馆的PM2.5数据,昨天早晨5点钟的数据是373,一天当中还是会上升的,当天超过400是没什么问题的。我都戴专门的PM2.5口罩,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胜于无吧。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在制度上不用多说了,道德已经被专制击破,以至于我们现在连维持一个基本的健康生存的环境都很困难。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日战争好像要亡国了,但那都是假的;没什么了不得,中国大的很,现在还没有被一个外来民族完全征服过。真正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真正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你看历代杀中国人最多的是谁?那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嘛?到了现在经过百年的折腾,看看我们的现状,不仅是贪官污吏,据说在薄书记的家里也发现了两千多万的现金,还没有受到公审呢。我同意左派的说法,他远不是中国最贪的,比他贪得更多的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环境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你不贪也不行;不贪的话,你会被打成“贪官”,因为你让别人贪得不自在。现在找你一点儿证据太容易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官场。

看看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我不知道这张图是哪个地方的,大量的死鱼;即便鱼不死,打捞上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地下水也有许多问题。在北京出现沙尘、雾霾天气以后,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又发现水也很成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各地农村,在山西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相当不发达(所以环境质量本该好一点)的地方也都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炼煤啊!洗煤要耗费大量的水,还直接污染河流,所以出现了许多“癌症村”。北京大家都知道了,早已成国际新闻了,连天安门都看不清,这下问题大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才是真的,而且我们怨不得别人。这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在搞鬼”,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模式”导致的后果。这发展模式是由谁来决定的?上升到我们的制度问题,这个答案很简单。当然,这篇“宣言”可能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我把全部的罪恶都归结为专制,但我并不只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造成的;从我们今天的讲座中看到,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根源在哪里?根源还是我们这个专制制度。今天我们中国人处于这种不健康的人的状态,是和体制分不开的。

专制是什么?我没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图来表示这个意思。我是想找到一个巨大的怪兽,下面匍匐着一群奴隶。专制就是这个怪兽和一群奴才的一个结合体,可以说是一对共生体。一群奴隶供养着一个巨大的怪兽,甚至在国际上也显得很强大,因为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专制体制是很稳定的,因为社会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它,人民很弱。这就是专制得以持续存在的理由。它形成一个稳态,就是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人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和自由民主的体制正好相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的政府也很强大,能做很多事情,但是和专制体制相比,它的政府在人民面前弱得很多,因为它的人民很强。它有各种各样的像公民阅读沙龙这样的群体,有这么多的公民自发组织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政府做错一点点恶事,就会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想要做坏事也不行。既然是人民强,政府就强不起来,所以在宪政体制下面,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均衡、比较对等的。这样才有可能去约束政府的权力。这是一种稳态。在专制社会呢,它恰好是另一种稳态:政府过强,是因为人民太弱。这样的一种体制会产生种种的后果,实在太多了,《宣言》里说“罄竹难书”,可以说我们可能社会当中的每一种现象都能归结成这种体制,但是总结起来,如果模仿《独立宣言》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批判的话,可以把它归结为这么几点:

第一点罪恶是对资源的掠夺。专制无非就是由社会少部分控制政府的人来统治这个社会,但是人都是自利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我们在电影上老是反映一种过于简单的黑白二分法,那就太幼稚了。人其实都差不多,你把他放在哪个位置,让他处于一种情境下,他就会按照人的这种理性的自利的本性来行为。如果他的权力得不到约束,那么当然他就要用这个权力去寻租,要用这个权力去变换个人的实际利益,所有的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各种挥霍、三公经费,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要以为这张图上是美国的白宫,这是中国的“白宫”。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对,是安徽阜阳,不是什么富裕的地方。当然,全国不止是阜阳一个白宫。我算是南京人,我在南京上次经过雨花区,看到雨花区政府的大楼就很像白宫。政府可以住进豪华办公楼,那么人民怎么样呢?下面的图是离航天城方圆十公里内的一个小学,航天城我不知道是花了多少亿打造起来的,据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它周边的小学是什么样子?这么破旧的小学能提供什么质量的教育?航天城是“核心利益”,义务教育就不是“核心利益”吗?

还有,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会这么廉价?图中这位你看一眼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其实他才17岁,未成年人。这样繁重的体力活。一趟只有1块钱。他没机会读书,将来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土地全国征收征用有多少?杭州肯定也不能幸免,杭州是全国处于前列的文明城市,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肯定也不少见。从土地、劳动力、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自然资源、空气、水,包括土地污染,长出的庄稼都是有毒的。这些都是为什么呀?政府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环保呢?因为它不关心这些事。

事实上,这些都是政府在掠夺资源时产生的,经济学叫“外部效应”。它通过各种方式把公共利益都拿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还特别方便,因为它可以把一切都“国有化”。我们征地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统统是公有的。八二宪法一夜之间宣布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也是公有。“公有”实际上就是没人所有,然后就蜕变成管理者所有;政府就是管理者,“国有“就成了中央政府所有,集体所有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甚至村长所有。我们不搞土地私有制,但实际上公有制是很容易私人化,就是由具体掌权的人分配土地,并且从中获得寻租。所以说,专制也有不同的专制,有资本主义的专制,有社会主义的专制,社会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因为它在法理上甚至宪法上都是成立的。它首先告诉你,什么都是“国有”的,最好是你的人也是国有的;然后再告诉你,我就是国家,过去的说法是“朕即国家”。这一条在理论上不成立,宪法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实际上不就是这样么?所以这个国家的任何资源,它想要就能拿得到。这是专制的第一个罪恶:它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当作自己在赌场上的筹码,治国就是一场豪赌。
第二点罪恶是卖国,这是第一个话题的延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倒一倒,“什么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这条传统自古有之。中国的皇帝对那些进贡的,只要你服服帖帖说几句好话,送几件东西表示恭敬,他就会很慷慨大方,给予你大量的赏赐,其实那都是慷国家之慨、慷国民之慨。

我们50年代牺牲了50多万中国将士的生命,拯救下来的一个什么政权呢?就是这样一个三世同堂的政权。这是当时的小金和老毛,现在已成老金了。现在的小金后面还有小小金,一个比一个胖。他们吃的是谁的食粮啊?这个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国家,每年耗巨资支持它,还动不动就闹饥荒。这就是我们的“爱国”。而且我们这么做并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报。我们一直在抱怨朝鲜方面没有给志愿军的牺牲表现出足够的尊敬。现在叫它不要搞核试验,它非要搞核爆炸。这还不是在打我们政府的耳光吗?

右边这张图是中国的筷子,一次性筷子。我这次在日本访问一个月,平时去普通一点的餐馆吃饭,那里都是这种一次性筷子。这些筷子从哪里来?从日本来吗?当然不可能,人家的森林、环境保护得好得很。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运过去的。别的不说,我们最近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发展模式,就是靠消耗我们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留下污染,剥夺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最后靠物美价廉的产品去挣外汇,去给别人消费;别人消费不起,还要帮它买“国债”,明知这个债是不会还的,等于白给,还要继续买。所以我们现在很牛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牛过。

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总体GDP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很不乐观啊!拿我们穷国的钱去“拯救”富国,你们不觉得有什么错吗?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两者对接得简直是天衣无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冲突。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现在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当然,这些理论问题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懂得关心。管它呢,我只管明天的小日子怎么过。那美国、欧洲这样的宪政民主国家多帮中国呼吁呼吁法治啊、人权啊?当然,他们也在呼吁,但是力度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经济、金融搞不下去,还要靠中国来“拯救”他们。所以就变成了专制穷国去“拯救”民主富国,多么讽刺!这些民主国家至少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要求。

所以什么是“卖国”?我们借钱给美国,买它的国债;说实话,我们自己恐怕都知道这个债是要不回来的。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还债,我看美国人从来都是借钱,还没见过他还过钱呢!除了每年的利息之外,本金怕是送给别人的。这样借的越多,我们失去的就越多。如果知道这个后果还这么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当然有人讲,这些钱与其留在国内乱花,一会儿4万亿,一会儿又是8万亿,还不如借给美国。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现象很奇怪么?这样一个穷国——穷国什么意思呢?不就是缺钱么?居然还觉得钱没法花,要借给别人去花,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怪事么?

我们国家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该矛盾的地方它不发生矛盾,但是不该矛盾的地方我们却发现有这样天大的矛盾。这样的政府居然还把“爱国”喊得震天响,甚至它自己就是国家,所以爱国就等于爱党、爱政府,反正爱我就行了,我就是国家!我们的传统教育从小开始,这么多年形成一种长期的思维模式,不就是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窜来窜去吗?

钓鱼岛说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它本身的价值恐怕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说什么控制着中国的出海口、入海口。钓鱼岛上能有多少资源啊?但是钓鱼岛绝对是个宝岛,是个大宝啊!千万不能丢,因为它也许不能给你多少资源,但是它可以帮你解决麻烦啊!不管什么事,天大的事发生,只要你报个钓鱼岛出来,全社会的视线马上180度转弯,全关心钓鱼岛去了。多灵的法宝!我前几天访问日本回来,最后一个微博写的其实和钓鱼岛没有直接关系。我说日本可以喝生水,不用处理就能喝,因为日本的自来水非常达标;最后引申来看,我们就不要那么在意这些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了,因为即便占领了钓鱼岛,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搬去这个岛上住。我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空气、水、食品安全、发展模式这些直接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儿。如果哪天空气没法呼吸了——不知道像杭州的好天气还能够维持多久,水不能喝了,钓鱼岛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只能帮我们模糊视线。结果不得了,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能用“占领”两个字,钓鱼岛本来就是咱们的,怎么还能说是“占领”呢?中国网民的思维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长期教育的结果。你还别不信,这样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当管用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周边国家、边缘领土,西藏啊、新疆啊,远至香港、,都可以拿来说事儿。一方面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另一方面它们也能生财啊!如果西藏、新疆那么太平,你说驻扎那么多的维稳部队,茅台从哪来?闹出点儿事,才能让中央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会投入大把大把的资金。当然,事不能闹太大,你不能让它分裂,分裂的罪责谁都担当不起,但你也不能让他过于稳定。所以维稳也是要“适度”的,维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有人说,维稳是“越维越不稳”。我现在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一种设计的结果。维稳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内就有一个阶层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如果太稳定了,他们就会失业。

专制的另一个罪恶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去讨论这个国家的真问题,不允许我们去信仰一些真正的信仰,即便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总结为“大家一起死”,反正马列主义已经不灵了,但你也别想随便信别的东西;我可以不让你接触那些东西,我可以把那套东西用“邪教”、“外国势力渗透”等名目妖魔化,我可以限制你和它们接触的自由。当然,为什么我说在1978年以后我们的道德“股市”有点触底反弹,因为政府的控制毕竟放松了,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想要控制思想是很困难的,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但政府对民间信仰的防范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它不在乎你信什么,怕宗教不是怕信仰。宗教本身并不是仅限于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他们现在害怕的就是这种组织。所以不如我们大家都不信,哪怕这意味着道德进一步滑坡,整个民族的道德和健康一起走向死亡。

其实我们大众也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二月份北京空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像马云说他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下总算是“平等”了,因为中南海也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我从一些外国友人那里得知,你在自己房间里可以装上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降低PM2.5。作为私人朋友,我建议大家买PM2.5口罩,也不是太贵。也许这类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会成为中国的新产业,都是我们的“发展”导致的,也算是“发展”的一种附带需求吧。所以领导和我们并不是严格平等的,但现在还是要平等一些的。比如我们吃的毒大米、有毒的蔬菜、地沟油,会得病,现在社会上得病的人很多,癌症村什么的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中南海没事儿,他们保养得很好。千万别想通过这些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吃的都是无污染的特供的蔬菜,各种补药保养得好着呢。水污染也没事儿,他们肯定有特供的水,国内甚至世界上最好的水。长白山的水如果没有被朝鲜核爆污染的话,会直供到他们那里。但空气这个东西“特供”困难一些,他们没法完全做到。在卧室里面,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肯定有高级净化器。但是在外出期间,领导总是要露露面的,出去视察时,他们总不能像我们一样戴上一个PM2.5口罩吧,那样公共形象不太好,所以他也会忍不住呼吸几口我们大家呼吸的空气。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我们现在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里面就有。桀被儒家认为是一个暴君,所以《诗经》里面就说“我巴不得太阳消失,我们大家一起死”。这表明什么?表明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下的无奈。我没有办法反抗你,或者我们只有等“明君”,等待“汤武革命”,等待陈胜、吴广来帮我解决这个深重的苦难,不然咱们就只有一块死……这种态度理性吗?刚才那个说法体现的心态听上去很像《诗经》里的那一段。而且现实也确实很无奈,譬如我一直反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让我们“亡党亡国”,而且是要亡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这个都不能维持的话,将来我们就不是谈什么制度改革、道德振兴。也许十年之后,这些问题都成了多余,因为太晚了。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怎么活下去?一个民族“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太无能、太可悲了吗?我们的领导人将来怎么去见马克思?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列祖列宗。

所以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灵上,专制统治会让这个社会绝望,让所有人都失去信仰,变成一个自利的、冷漠的、不折不扣的理性动物。右边这张图大家也都知道,小悦悦被撞了,18个路人看了就当没事儿一样。其实没有让你搭手相救,你只要打一个110,就可以走人的。连这一点点事情都不愿意做,让一个两岁孩子躺在那里自生自灭,说明什么?这还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相对来说是一个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但是人民的道德素质也只不过如此。其实小悦悦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昨天我在网上就看到,浙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公民的道德状况已经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发展到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变成很冷漠、很冷酷的动物。

专制不仅剥夺我们的信仰,还通过各种方式剥夺我们的言论,一遇到“敏感”问题,马上就把帖子全删了。刚才说到“国有”,除了土地之外最大的国有就是媒体的“国有”。这个情况以前是很不一样的,1949年以前不是这样啊!你这个政府可以很厉害,可你再厉害,媒体是我私人的,大不了播了、登了出点儿事情嘛,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但1949年以后,这个独立性一点都没有了,因为执政党很清楚掌握政权靠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宣传”。现在它只能控制部分它想要控制的言论,它认为绝对不能允许流失到公民社会的言论,但是我们人耐不住寂寞,还想去看、去听,但你看什么?听什么?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面来误导你。很多该管的事情它不管,比如像这样的虚假广告,名人做的虚假广告它不管,网上的色情他不管。比如说我的电脑接到网上,经常突然跳出一个东西,一个半裸美女躺在那儿。我无所谓,成年人都是见怪不怪。不过如果操作电脑的是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不在乎这些,它巴不得你们最好就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就别来关注它就对了。你们自娱自乐,业余活动搞的丰富一点,就别来管政治了。就是这个逻辑。

我们这套教育体制不仅是培养顺民,也是培养暴民。尤其在网络上,语言暴力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中国的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网民——你见不着的那些人——是不讲理的,他们对于不讲理的的人很崇拜。这张图显示的是北大著名的“三妈教授”,我很幸运没碰上过他,但他在网上很走红啊,他对记者“三妈”之后,挺他的人还是相当多呢。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环境,也是政府喜闻乐见的。直接的意识形态塑造、灌输已经不管用了,只能引起反感,效率很低。但通过这些歪打正着的方面就塑造出很多“愤青”。当然,它也完全有能力花钱买“五毛”,很多人是被它利诱,作为它的炮灰和子弹。

最后的一个罪恶——当然远不止这些——。在我们这个国家,好人很难做,好事很难做。即便你是好人也做不了什么好事儿。温家宝总理已经三鞠躬向我们告别了,还让我们要“忘记”他;如果说做了有什么事情不如大家的意,大家也不要太在意。政府做起坏事儿来效率非常高,朱总理在任期间就出台过不少坏政策——当然不是说他的人不好,他应该是个好人;我们几乎每个总理都是好人,尤其是接下来要上任的李总理,肯定是好人,我们的北大校友怎么可能不好呢?但是在坏体制下,好人也会做坏事。现在看到的种种坏事,征地拆迁啊、土地财政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啊,都是在朱总理的那个时候大笔一挥通过的——他有“经济沙皇”之称。当然,我不是把所有的坏政策都归结到他身上。前些年他出版了书,也在为自己辩解,说分税制没什么做错。他是很强势的总理。老百姓大多数对他还是感恩的,或者说他给我们的形象是好的,好像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才能整治这些贪官们。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呢?我不想怪任何人,他的性格比较强悍,温总理的性格比较柔弱,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好人是没用的,良法是没用的。我们的多数法律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法律很难落实下去。恶法可能不多,但恶法落实下去非常高效。譬如82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正文当中有很多都没用,但很多规定得很好,譬如第34条的选举权、第35条的言论自由,只是这些都没什么用。其中有一条是恶的,就是第十条规定的土地公有制,而恰恰是这一条在中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城市拆迁条例、农村的土地管理,总体思维都是从那儿继承过来的。这些都是恶法,但落实得非常高效。

专制不仅是政府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更加致命的是它对我们人民做了什么?它塑造了一个病态的国民。我想分析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国民道德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专制体制每天都在不断培养着、维持着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第一个性格就是无耻,没有耻感!那个大裤衩子屹立在那里巍然不倒,已经能够说明一切。每晚七点就“当当当当”开始。他知道是谎言,但还是要继续说;你也知道是谎言,但是还坐在那儿听;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但还是照播不误;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那是谎言还照常播,但还是照样坐那里听,是不是?这样的体制能给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高校的入党宣誓。你们说进北大、进浙大的这些学生,虽然他们年轻一点,阅历少一点,经验少一点,但全国各个大学的高材生们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每年发展党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吧,不会说找不到愿意入党的人。现在某个组织在宣传退党,我也会偶尔接到一个电话,说已经有多少人退党。我一听这肯定是谎言,不可能的。哪会有那么多人退党?为什么要退?首先,为什么要入党?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握着拳头发誓说的那些话?可别太低估这些人的智商。相反,你要重视他们的“情商”。入党都是有理由的。明明不信这套东西,但还是信誓旦旦的握拳宣誓。为了一点斤斤小利,就可以公然说谎。我们不用上纲上线,说你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云云。首先,说谎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太当回事儿的。这当然不是近五六十年来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这五六十年来恶化了。黑格尔瞧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从西洋传教士等人的传记中了解到中国人动不动就撒谎。

近五六十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加剧。国民人格的无耻是和政府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一个越是集权的国家,国民越容易丧失耻感。这很自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权力就等于一切,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巴结权力。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着某种意义上的体制性羞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为了追逐利益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当然,也有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那也容易,就从肉体上消灭!剩下的都是一群乖乖听话的动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五六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加剧。中国传统就像儒家所说的,“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但是不难发现还是有一群人是有风骨的。别的不说,随便看看一些纪实小说,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官员和现在是不能比的。明朝也不是什么开明盛世,但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对待皇帝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简直不可想象。皇帝要下扬州考察,地方官居然表示不欢迎。在现在官员看来,这不是脑子坏了?所以大家不要被我们现在的宣传机器洗脑,以为以前的就是那套“封建”的、落后的,我们现在这样是自古有之,甚至是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当代极权体制对于我们国民人格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专制对国民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懦弱的个性,一种不会坚持己见的性格。在中国,对于坚持己见的性格,别人会给你扣个帽子,叫“偏激”。为什么那些老上访户常常被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他不理性嘛!在我们官员看来,精神有问题。当然,地方官员巴不得他早点消失。以前可以劳教,今后劳教会被废除。不过劳教废除了,整治这些老上访户手段还多得很。黑监狱啊、精神病院啊,多得很呢,千万别以为废了劳教就万事大吉。难免我们这辈子在和政府接触的过程中,那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多数人忍气吞声,少数有个性的人会站起来。这些人被排除出去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乖乖听话的顺民。我们从小的教育也恰恰是这样。比如说小学生从幼儿园培养起,家长讲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孩要听话,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忘记这是在哪里,应该是西安,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戴上“绿领巾”。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羞辱。别人都戴红领巾,我儿子也戴,他们每周一都要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那天一定要戴红领巾。有时候一大早找不到,很着急,我说你对那玩儿意没必要那么积极,但是不积极不行啊,忘带了还要回家取,或者去小店花一块钱买一条。我说花钱买那一块破布干什么?但是不买不行,因为他觉得压力大。即便老师不批评你,心里也老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那么特立独行。像这样把这些孩子单独拎出来戴上绿领巾,等于给他们穿上“黄马甲”一样,这会给这些孩子心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在我的学校。当然浙大或任何一所大学肯定也是一样。学者们、干部们都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学者都是酒囊饭袋啊!你说学者应该产生思想,结果让领导给你产生思想,你只能在那里乖乖学,你说多没成就?不光是“科学发展观”,早先的“和谐社会”,更早的“三个代表”、“三讲”,一直到马列毛这套东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统统都要学。高校老师稍微自由一点,开会可以带一个电脑啦,iPad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洋玩意儿,多少能帮你在那种环境下有点独立空间,玩点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盯着这些千篇一律的无聊文件。我与其被迫在那种环境下,还不如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清静清静,至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台上说的那些无聊话,不想听也得听,这还和眼睛不一样,不是你能“眼不见为净”;它会借着声波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大脑里,骚扰你的神经。

但越是这样的国家越是激进,因为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你跟它讲道理也没用。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激进,中国的激进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1949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执政体制,就表明我们民族个性当中有激进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当然,很大程度上它是,而不是宪法前言或者党的文件里所说的那么辉煌,那么得民心,但是这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我们手上确实没有选票,但还是我们选择了它,就和当年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样。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它可以自由传播。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受打压,尤其是受到国民党迫害,信共产主义的话是要杀头的。但是这种信仰不仅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而且星火燎原。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的国民性上找原因。马克思不就是一个“愤青”嘛!当然,是一个能写厚部头的愤青,和鲁迅一样。鲁迅很受欢迎,当然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因为毛泽东而喜欢鲁迅,就和我们因为周恩来而喜欢茅台一样。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国民性的懦弱。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根本的,而且确实不是我们近年来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紫”;“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国王喜欢什么,大家就都喜欢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不太容易有自己坚守的一套东西,有时候还可能会走火入魔。例如喜欢什么妇女小脚,那么丑居然能成为一国风尚。我的老外婆(外婆的妈妈)就是裹小脚的,本来我外婆也要裹的,但她没有;她可能是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年轻时跑到城里来,于是没有裹脚。我看我老外婆那个脚,真的是惨不忍睹!走路都是踉踉跄跄。这有什么好、什么美的呀!这是对肢体和人性的扭曲!但在我们这儿,你说它美,他也说美,慢慢的好像是挺美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种国民性在理智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他不会独立的理性思辨。在我们看来,ABC这套基本的逻辑程序是不走的。他相信哪套东西,就死盯着那套,死不改悔。在这方面,似乎还显得很有信仰。我在北大给大学生上宪法课,有时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人士来“蹭课”,上个学期有一位农民跑来听我的课,她说张老师你其它地方讲得都挺好,就是不能同意您对毛主席的评价。当然,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太多这个那个造成的,但是社会上反毛的声音不少啊!在网上你就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阅读一些东西,阅读一些资料,阅读真正的历史,看看真实的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为什么阅读沙龙这么重要。没有任何独立理性的阅读思考,毛泽东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灭的神话,真成了永不陨落的“红太阳”。

专制的第五个后果是这样的民族很懦弱,但他很好战,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这两方面不一定冲突。好战也很自然,我们的国民教育从小就灌输了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就是军国主义价值观。你看军人在我们社会的地位就知道。美国的军人是绝对没有这个地位的,美国的军人是绝对得不到这种殊荣的。在央视上,在党报上,在官媒,甚至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在我们的大众传媒,都是一种绝对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形象。他可以通过一些赤裸裸的宣传,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我送孩子上学坐地铁,地铁上有一个小电视,演的是一个军人和美女之间的爱情,这个军人可能是因为舍己救人牺牲了,这个美女就怎么样克服巨大的悲痛……当然很老调,但是他体现了什么?体现我们普通人民心目中军人的地位和形象。我看没有什么人对这样的电影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实在太多了,顶多你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太喜欢。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的心理来说是很危险的。当然,更不用说国家制度层面上,军人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比如刚刚新任的军委主席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到底是穿军装还是穿西装?这个问题可是很关键啊!任何文明国家都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文官治国。如果你由军委主席或者总司令来治国,那你是一个什么国家?不就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吗?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危险吗?从毛泽东开始,所有的军委主席都是这样。比如邓小平什么职位都没有,就是军委主席,但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的最高地位。后来所有的军委主席也是一样,在适当的场合就会穿上军装露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以这种形象展示自己。当然,这种展示会非常不明智,他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国民是不赞成军国主义立场的。

军人在我们政府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全国人大正在开会,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直播镜头的话,大家就会看见黄压压的一片。因为军人在全国人大的比例非常之高。当然,比例最高的是官员这个群体,但官员可以是各行各业,在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而军人是高度单一的。在3000名人大代表当中,有300多名是军人。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别的不用说,这种形象表明我们国家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国民的军国主义思维已经根深蒂固。每次遇到任何问题,尤其领土问题、主权问题、边疆问题,动不动就是一个“打”字,用暴力、用武力解决问题。钓鱼岛、台独、疆独,统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我是觉得中国“崛起”有危险,中国能否保证和平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看我们的人民是保证不了的,现在谈钓鱼岛,弄得大家都不敢说日本一句好话。一喊“抵制日货”,大家拼命鼓掌,不得了。但是发表一点客观的评论——毕竟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立刻招来骂声一片。

所以我认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中国人民目前承担不起来,主要是靠中国政府,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很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海外有很多的银行账户,它的子女亲属都在海外留学工作,他们不敢得罪西方国家。回到我说的专制之恶,第二个就是说专制政府首先是一个卖国政府,这是日常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卖谁,但是从每一笔交易中都能够得益。你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专制政府,只要有机会就会已各种方式卖国。北朝鲜是没有机会,没能和美国梳理好关系,它现在买不了,但是如果他说哪天能和美国搭上线,恐怕第一个就先把中国给卖了,然后把它的国民给卖了,什么交易都可以做的。以前的卡扎菲、穆巴拉克都和西方关系好得很。西方指责它他们的人权法治,没事儿,因为最后决定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保证我们和其它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种极端的冲突呢?那就要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一方面,他们自己有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有风险。如果要打仗,哪能保证你能打胜?打败怎么办?打败可就是灭顶之灾。现在不像珍宝岛时代,媒体怎么报都行,打败了你也可以说打胜了,这个不可能。我认为中国应该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人民,因为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不知道还有没有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政府,真是非常讽刺!

最后一个病症就是这个民族会是一个极其自私、极其犬儒的民族。它不仅自私,还有一套理论为自己辩护。你做了错,就承认吧,道歉吧,至少心里面感到过意不去吧。

不!这些事跟我没关系,这辈子难免做些亏心事儿。我就生活在这个体制当中,我也是没办法,上面让我做,我就做。这和纳粹当时送这些犹太人去毒气室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战士也会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嘛!也不是我要他们去死,有人要他们去死,我只是执行而已,我有什么责任呢?所以道德上没任何自责,他还可以照样怡然自得地生活下去。我们的人格分裂造成这种犬儒心态,而且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分裂。清华有个学生刚刚批完了克林顿,就跟美国人结婚了,最近又被美国人甩了,抱着孩子到处发表言论和报道,好像都是挺理所当然的,没任何矛盾。很多骂西方、骂日本、骂帝国主义的都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或心里想一套。很多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机会出国享受;有的吃上了葡萄闭口了,有的一边吃还一边骂,也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或羞耻。

所有这一切最后造就了一个失败民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症。他们总是怨天尤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在做着无耻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耻感。抵制日货,说实话,可以是很理性的。为什么要抵制日货呢?谁知道他们游行过后又干嘛去了?说不定自己就去买一个日货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美”、“抗日”呢?因为他们远啊,管不着我。这些人现在可以抵制日货,但是把他们放到抗日战争,说不定会伪军。我真正尊敬的是能够秉持自己信仰做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人。比如你能够游行去批评政府做错了什么,那我是会心怀敬意,因为后果是很显然的,而你顶着这个后果还是去做,这表明你真的是相信你做的这件事。现在你去“反美”、“抗日”,但是日本在哪儿啊?美国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骂完了你还可以和美国人结婚啊。所以这样的行为是很理性的,用不着一点担当和勇气。相反,我现在要为日本说话是很要勇气的,非常得不偿失的。我上次发表了一个言论,是说宪政民主才能拯救中国的环境,说到日本空气很好,把它和日本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父母网上说,我的这种言论在中国是“找骂”。但是找骂也得说,这说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没有必要说假话,而且去找骂。国内跟着起哄的人太多了,不用大脑思考的人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视线那么容易被转移。不管国内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钓鱼岛一来,黄岩岛一来,台湾一有什么动向,我们一下全都忘了自己的问题,最后全都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连自己得癌症(指查韦斯)都说是美国鬼子搞的鬼。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因为一个成功的民族,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不知道反思和纠正,永远不反思自己的弱点,你说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怎么能成功呢?怎么能不失败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从我们这个底线状态回升,回升到我们的传统,也许还能进一步让我们大多数人真正的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是超越我们的传统的。在儒家传统中,大多数人确实是“小人”,都是自私的、短视的,可以说也是没有多少廉耻的,只有少数“君子”才有廉耻。在这个新的时代,也许儒家的这套道德学说还有新的机会,君子应该不仅是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如果儒家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套教义,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让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水平。也许在那个年代,经济和教育很落后,大多数孩子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显示的很不幸的男孩一样,从小就要劳动,没有机会得到教育,现在不同了。我们从一岁到18岁这个阶段怎么度过?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如果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健康的话,难道不能塑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吗?所以,儒家不能再坚持他以前的那种认识,我想这也不是儒家学说固有的一部分,那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我们作为人首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仅有自然的能力,不仅有理智的能力,而且有道德上的能力。要重建这个民族的道德人格,我不认为只能依靠儒家。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它既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看来自然就比较亲切。既然儒家传统当中,还有一些非常闪光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埋没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从孔子、孟子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为了“大公无私”么?为什么要大公无私呢?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做一个好人,首先是对我自己好,所以是我自己的事情。

最后谈谈中国宪政。对于宪政,大家都很有激情。一听到宪政这两个字,我们就心潮澎湃。在我看来,这种激情验证了孔孟的学说。它表明我们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主体,而尊严和价值需要宪政来维护和体现。所以说一讲起宪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出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孟子讲,我们什么都有了,老天没有亏待过我们,哪怕你是个残疾人。老天也不亏待。有一个很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叫霍金。他在轮椅上话不能说,身体也不能动,只能转动转动眼睛,用中国骂人的话说是“一级残废”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老天剥夺了你的某个方面,就会在另一个方面补偿你。他的脑子非常好用,特别聪明,智商特别高。如果你给他机会、给他条件的话,即便到他这种状态,可以说特别绝望了,但他还是发挥自己的价值,甚至是我们常人达不到的高度。老天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把各种能力、各种秉赋给了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它们、发挥它们,要看我们自己了。这个不能怪美帝国主义,不能怪日本鬼子。你自己的生活没过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孟子讲,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人一定有要对得起我们自己。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做人的秉赋,真正活得像一个人,有人的尊严,这才叫不要太亏待自己。这是我们的一句俗话,通常会用到比较庸俗的场合,比如吃得好一点儿啦,不要太累啊——不要太亏待你自己。当然,这也是题中之义。但如果你这一辈子过着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甚至害人害己的生活,这是不是另一种“亏待”自己的方式呢?

那么传统的儒家道德有什么问题?这儿没法展开,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提醒:一定要防范儒家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但儒家不是天生国家主义的。孔子虽然人格当中也有和领导套近乎的因素:三月不见国君,就惶惶不可终日,活着很不自在。但也许是一种不幸,也许是一种幸运,他一生就那么郁郁不得志。他就永远只能做一条所谓的“丧家犬”,而不是看门犬。这里看门犬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监督政府的watch dog,他是帮政府看门的。我们传统的官员不用说,连学者都是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孔子进不了政府的大门,只能做一个丧家犬,只能建立一套道德学说,并以此来评判政府。这是他对后人的最大贡献。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就过得很滋润了,变成“看门狗”了,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人活得太滋润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整天靠皇帝护着,最后我们会发现,你这个学说是要垮掉的。就和中国的马列一样,中国的马列为什么没生命力呢?因为我们整天护着它,不许任何人去质疑,和西方的“后马”很不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异端邪说”,但这个异端很有生命力,挑战主流,有很多的粉丝,因为它在这种逆境下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把马克思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整天供着宠着,不就成了八旗子弟了吗?儒家学说也是这样,所以常年的养尊处优、固步自封、僵化停滞,到了近代它就抵挡不住批判。1911年,皇帝倒台了,这表明儒家学说迟早是要衰亡的,因为它以前不就是靠皇帝帮它撑着吗?现在它的庇护人没了,自己立不起来了。到了五四的时候,儒家的这一套所谓“正统”就衰落消亡,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9年以前,虽然它没有了正统的地位,但它还是在发挥了社会作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这种学说,不可能一下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包括支持执政党的很多文人学者,本身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受它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还是带着中国儒家的个性和精神。再经过几次运动之后,这种东西基本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悲剧,此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道德沦落。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发生了什么?假使今天和日本打仗,有同事跟我说,打赢了、打败了都是坏事。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打败了也不可能完败,所以说打败了还要再打,会极大的激发国内的军国主义疯狂,打赢了更是疯狂。但在1894年发生什么呢?当然说,签约《马关条约》是屈辱的,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触发了宪政改良。中国宪政尝试始于光绪的戊戌变法,后来被老佛爷镇压了,但是到后来她自己也不得不改革,还是因为仗打败了。所以说,中国宪政的启动就是起因于甲午战败。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文人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他们没有责骂日本军国主义,而非反思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打败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结果发现是因为日本有宪法,中国没有,所以中国也要立宪。他们把眼睛看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才有改良。

我觉得这在今天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894年,我们能够走上宪政,至少是仿行宪政吧。派出国留洋考察的这些官员,当然没有带回来一部好宪法,但毕竟是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中国虽然战败了,但是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仇恨,而且主动向战胜国的学习、借鉴,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这种心态是很有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放在中国今天,可能吗?今天会发生什么?不要说今天,到五四的时候,一丁点儿大的事就闹出火烧赵家楼来。《凡尔赛条约》,当然对中国人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也通过国民政府交涉逐渐消解了,而不是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不断宣染的,帝国主义一直图谋瓜分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这些在大陆一概不提,而这么一点小事就激起了五四这些热血青年的激情,把中国从那个时候一直带到今天。这和儒家文化的衰弱是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此后,中国就陷入了不断革命的泥潭。1911年是如此,1949年更是如此,以后又经过历次运动。革命成功以后,还要再发动二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可以有自信地讲,这条路完全走错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砍脑袋的,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为了什么不是很重要。孙中山是为了宪政而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革命。总之,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你什么都能做;如果说这个人被你认定为是你的绊脚石——我们以前所说的“反革命”,你可以把他从肉体上消灭掉。

相反,儒家是爱惜生命的。我早先曾经说过,儒家严格来讲应该是反死刑的。当然,儒家在历史上其实不是。它的学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成份是支持不择手段这种倾向的,但这不是儒家的主流。从总体上说,儒家强调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实体。每个人都不能被作为实现任何目标的手段这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孟子和荀子都说过,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做不义之事;如果你做了不义的事情,那么你这个目标就是不义的。不要老是指望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正当的目标,不可能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之后,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治国是不择手段的治国。我们的治国是依靠暴力的治国。它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人性,因为最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说了算,整个这套“学说”都是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

当然,这套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身就固有的。我没有过多批马克思,也没有必要。我认为他的学说就是一套政治经济学,你不能把它上升为一套哲学、道德、伦理,这些他根本没有。其实,马克思作为经济学说完全破产了,没有哪个经济学院还在学习或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儿,他基本已变成了哲学、法学或思想政治教育,但这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是哲学家。他如果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也是一个犬儒主义哲学家。换句话说,哲学本身是要探讨人的价值,而马克思恰恰认为人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从属于物,我们作为主体的价值从属我们人作为客观的价值——如果这种价值有意义的话。经济学可能会比较庸俗、不太友好地解释这类学说:人最终是一只耗子,也许是一只“高级耗子”,是一只智商很高甚至有情商的的耗子,但它终究是一个耗子。这就是你的本质,因为我们人最终会像耗子那样选择。这是一颗花生,那是一颗瓜子,那儿什么都没有那它会怎么选择呢?我们人选择的时候,就像耗子一样,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经济主义学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主义发展思维,可惜最后的结果既不经济也不理性。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发展至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表面上经济确实得到高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相当不“经济”的,成本非常之高。它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得到,但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很多很多。

集权体制加剧了人的物化,把人变成不折不扣的理性自私的动物。人不是人,人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性的根本就是它的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有机物而已。现代的“五毛”现象看上去很不理性,其实很理性啊。“五毛”嘛,人家绝不会白干的。包括那个北航教授,游行队伍里的老人说老毛的不是,他就打人。是他真的把老毛当回事吗?为老毛动感情吗?未必。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为了其它目的也完全有可能的。能做到北航教授,应该有这么点智商吧。

所以再回到人性的原点,我们想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儒家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显得尤其难以回答,因为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好人是要倒霉的。刚才说过,在我们这儿好事很难做,坏事很容易;你做了好事,可能反而没有好下场。一个榜样,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着。它对毒化整个中国社会的空气比什么都更有效。毛泽东用自己的遗体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人宣告:哥们!你们瞧,我混得多好!我对这个国家做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恶事,他们屁也不敢放一个;我把共产党折腾得差点亡党,他们还是照样把我当做神一样供着,批判我的言论一概不得出版发表。我死后照样前无古人(希望后无来者),把我尸体放在这儿,供你们万人瞻仰。这才叫做人的成功!我害了你,你还不敢说,甚至让你感恩戴德,让你对我有那么一种情结,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这能说不是一种成功吗?!

反过来,说毛坏话的人有什么好下场?这一位大家应该也认识的,是我南京大学的老校友高华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影响很大:《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露了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所做所为。所以我说你要发现历史真相不难呢,高华的书就摆在这儿。当然,大陆书店里没有,港台能买到,但网上翻墙也很容易得到啊。高华教授最后不是很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一种压抑、不得志的状态。写了这本书后,就不可能在大陆“得志”了,这是注定的结果。最后他英年早逝,50多岁去世了。

但是儒家仍然会问,这两种人生你选择哪一种?一种是作恶,但他仍然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而且还有人为你立牌坊。这个牌坊可能是一时的,不可能永远糟践中华民族的历史。但这些不管,反正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尽了。这还不像薄熙来,薄熙来是最后自己搞砸了,这里就不评论了,他失败了,当然不可取。但很成功的那位躺在那儿,至少在他活着的一辈子没有敢在他面前一“不”字。这种人生让我们来选择,你选不选?13亿人民有多少会选择高华?中国多的是历史学者,有的朋友告诉我,高华写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新闻,对我们来说是常识。问题是,常识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啊?你们平时在写些什么呀?你们写的东西不能说不重要,小学课本不就是按照你们写的东西编出来的吗?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啊!所以做人,像高华那样做出了贡献,做了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我们常人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房子啊,车子啊,位子啊……毛泽东坏事做尽,但是要什么有什么。你到底想做高华,还是做毛泽东?儒家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毛泽东那个份上,所以就别整天琢磨这个事了,不然过得太郁闷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要发挥的角色,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每天都有。我来杭州的路上,去机场打不上车,只好坐地铁,我卡上的钱不够,要充值,碰巧两个充值机器都坏了,排长队,怕赶不上飞机,只好厚厚脸皮和前面的人说:“得赶飞机,买一张票就走。”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是插这个队,还是面临误机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很小的选择,但不要太不把它当回事。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你是一个官员,该怎么做官?我是一个学者,该怎么说话?你可能是一个媒体记者,是一个出版人,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律师,在做某些事情时会给你带来利益,但是你知道那是错的,你该怎么选择?这是儒家抛给我们每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尤其会经常遇到。

中国有句话:“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极端功利,极端自私。其实呢,这句话也没说错,儒家哲学基本上就归结为这句话,做人要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人不为已,真的要天诛地灭,问题就在于如何“为已”?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怎么做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好”?现在的官场、社会很庸俗,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我们的房叔多少套房子?!你需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孟子有句名言“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桐梓是一种植物,你知道要浇水;自己心灵坏了,却不知道去滋润一下,这是不是很不理性啊?挣钱买房子、买车子、买表……看这个表叔,多少块表,你说他戴这么多表干吗?戴(带)到坟墓去呀!只怕坟墓没带去,先带到监狱去了。这很不理性,即便今天你不谈什么道德境界,至少把肚子弄小一点、健康一点啊!戴这么多表干什么?你看我们的官员活到多不理智的地步。为了一些身外之物,把自己的身体都伤了。这是为自己好吗?到底什么是自我?我们有身体,需要健康;作为人,我们还有灵魂,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不要总是为了满足欲望自我糟践、自我否定,不把自己当人,和一头牲口没什么区别。人的一生是没有必要这样的。

我是认为,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要反思自己这一辈子。因为这就是你的全部,它只属于你,你也只有这一辈子,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为非作歹不仅有法律风险,即使没有风险又如何?那些潜藏在“我党”内部的大量的贪官污吏,还有成功潜逃出国的,即便他成功了,即便他没有被抓获并遣送回国,这一辈子在异国它乡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想要过的生活吗?就像刚才林总讲的,在中国走向宪政的时代,你在干什么?是积极帮助中国推动宪政民主,还是在异国他乡“捡狗屎”?

我们都认为,宪政的最大阻力在官。清朝出国考察的官员载泽早就说过:“宪政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政要限权,官没有权了,怎么得利呀?问题是,什么是“利”?这个“利”可以稍微看得长远一点。我们的刘(少奇)主席都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急得跟老毛跳脚:
“这可是要上书的”——上史书的。历史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现在没有,将来一定会。无论做了什么官,级别多么高,暴君也好,奸相也好,他们的所做所为一定会有一个公允的历史评判。

所以赵紫阳在89年的关键时刻决定:我不能跟你们站在一边。他才是聪明人,他们知道他们是想让他来承担历史的罪责,不值得啊!继续做他的总书记,又能如何?总不能一辈子做下去吧?不也得退休,不也得死吗?和他们同流合污,做了历史的罪人,千秋万代遭人唾骂,值得吗?我相信,以后历史是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高华”,但这是没有悬念的。他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伟人。为了换得这个历史地位,他也不过是失去人身自由而已,还好嘛!我们很客观地替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也走这条路。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你能继续做总书记又怎么了,长生不老了?长命百岁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干吗要遗臭万年呢?所以说做官,尤其是做最高领导人,要把这个基本问题想清楚。你到底要做尧舜,还是要做桀纣?这个选择是你自己做的,没人能替你做这个选择。

最后我想讲,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别领导人。宪政只能靠我们公民来推动,而推动宪政是有点风险的。像举办这样温和理性的活动,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心里也会掂量掂量,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有答案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聚在一起谈论这些看上去跟我们的利益不着边界的话题,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宪政也是我们人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人活得要有人的样子。用古代儒家的话讲,活得要像个“君子”,别像个“小人”,别活得像个耗子、过街老鼠,人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悲惨。宪政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要我们活得像一个公民。我觉得,“公民”跟“君子”这两个概念非常相近的,可能儒家把“君子”概念拔高了,但也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它基本就相当于现代的公民概念,君子也是要参政议政的。你把什么都交给领导,上面做错,一句话都不敢说,这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现在都有了选票,你还不出来投票,连这点义务都做不到,这是什么“君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公民,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这个民族,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做人的一部分。“万物皆备于我矣”,这个“我”当中就包含着公民。所以我相信,把这个道理说透了以后,大家都能够明白,无论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官员都能够接受,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宪政。大家今天上午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点。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中国宪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谢谢大家!

,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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