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诞生朱元璋现象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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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张宏杰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朱元璋降临人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颗也不少。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属“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糙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糙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骨为炊的悲惨岁月。
  
  二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一千七百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的过多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到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三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四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祯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次,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次。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稀少。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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