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大陆的这一代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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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年轻人   
梁文道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
  
  、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2009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三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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