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朝联军指挥权归属之争——朝鲜战争与中朝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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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泽东同志决定出兵开始,中朝在朝鲜战争期间便已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对此最流行的说法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中心研究主任沈志华在对话中强调,作为盟友,中朝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
  说起“中朝同盟”,我们以往最常用的形容词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现在倒不大提了。
  沈志华:无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金日成及其政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朝鲜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两国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矛盾和严重分歧,双方往往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
  
  战争中有中朝联军一说,关于联军的指挥权问题,双方有分歧么?
  
  沈志华: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未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人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当年驻朝使馆参赞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柴成文告诉我,彭当时对他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过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六千两百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7师五千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据说金日成当时还提出过指挥志愿军的想法?
  
  沈志华:金日成出于主权和尊严的考虑,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刚刚断送了几十万朝鲜军队后,他又要指挥几十万中国军队,这似乎就难以理解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有此幻想,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然而,这都是一些掩人耳目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毛泽东还特别建议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事宜。会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随后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显然已经了解到斯大林的意见,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干脆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并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 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12月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三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九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些担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人民军共有七个作战军团。其中四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三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志愿军一口气打过“三八线”之后,沉浸于统一大业狂喜中的朝鲜方面主张继续进攻,这时彭德怀好像却想收兵了?
  
  沈志华: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二十六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三千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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