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史明(左)與口述史參與者藍士博一起出席新書發布會

 

文、攝影 /康依倫

80末與 90後出生的學生,也是感受到中國勢力崛起的世代。這群年輕人的「文化台獨」來自何處?

10後與 80後,相差6、70年的世代,如果交會,能激盪出何種火花?而相差6、70年,又是因何交會?

1918年出生,今年高齡 95歲,在台灣有台獨革命家之稱的史明,在最近一個月,從台北到花蓮,從校園到書店,出席了至少四場「史明口述史」的新書發表會。這位書中的主角維持數十年來一貫的打扮:牛仔褲、略顯寬大的藍色牛仔襯衫、略顯雜亂的及肩頭髮,如果仔細看,藍色襯衫裏面搭配的,可能還是有個幾處破洞的 T-Shirt。幾場的新書發表會,他也維持着一貫的風格,談西洋史、台灣史;談馬克思、資本主義、國民黨政權,就是沒有提到賣書這件事。

既是新書發表會,當然有人在賣書。只是,負責賣書的不是出版社,而是群 80後的學生,其中有幾位正是完成這部 20萬字、共三冊的「史明口述史」的作者群。

與歷史劇裏走出的歐吉桑

熟悉台灣獨立運動及研究台灣史的,都知道史明。他本名施朝暉,1962年在日本著作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這是在戒嚴及剛解嚴,台灣研究資訊缺乏時,了解台灣史的最重要的禁書。

他在日本早稻田求學時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憑着一股熱血,1942年畢業時決定不回仍被日本殖民的台灣,跑到中國抗日,要去「堅持反帝國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而成為中共的地下情報人員。

二戰後,他選擇留在中國,前進解放區,卻親眼看到中共指揮人民互相批鬥、流血鬥爭 ,「頂獨裁」。失望之餘,1950年,他偷渡回台,計劃武裝革命刺蔣失敗後,喬裝成工人,躲在香蕉船裏,偷渡赴日,靠着在日本經營麵店的資金繼續搞革命,直到1993年 75歲時,才以「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返台。

史明的經歷,不只對這些 80後的學生來說是陌生的,就連在台獨運動中,因為不同組織間存在左獨、左統的路線之爭,當時被歸類為左統共產黨路線的史明被排擠,因此他也不太觸及。但歷史總有機緣巧合,這一切得從 2005年說起。

當年 3月 14日,中國人大針對兩岸現況制訂了「反分裂國家法」,授權中國國務院在台灣從中國分裂形成事實、將發生可能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三種情況下,可「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行動。反分裂法的通過,在台灣引起極大的反彈,特別是綠營及獨派的支持者。史明就為此跑到台大校門口靜坐抗議14天。

當時正是台大中文系三年級,後來負責這套口述史的藍士博,幾次走過校門口,都看到這位滿頭白髮的歐吉桑 (日文音譯,意指老先生 ),和幾個人孤單的坐在校門口旁的人行道上,來往的台大學生對他的靜坐視若無睹。「我覺得老人家很寂寞。」他就拉着幾個學弟,決定在靜坐的最後一天,幫忙辦個演講會。

當時被學長拉去幫忙,唸大一的江昺崙說,在那天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史明是誰。因此,他就是走過去說了聲「你好」。沒想到,史明立刻糾正:「年輕人要有禮貌。」他說,那個感覺,就覺得怎麼會有個從歷史劇裏走出來的人物。

2005年 3月 26日,執政的民進黨與獨派團體發起反「反分裂法」大遊行,這群與史明從不認識亦從無交集的大學生,就在台大校門口辦了一場演講。短短幾分鐘,史明要學生和台灣大眾結合,形成爭取台灣獨立的動力。

但他也不忘批評:「台灣人話說太多,做得太少!尤其是知識分子,這項缺陷真的是讓人憤怒。只有講話是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要行動!」

跨越 60年的合作

被歐吉桑如此指責,這群學生,就真的行動了。

回到校園,他們把已經沒有再運作的台大濁水溪社,重新復社。但他們和史明之間,仍然是各走各的路並沒有再見面。直到 2009年 6月,學生們受邀參加由台灣教授協會舉辦的年會,才又和史明碰上了面。史明當天邀請學生和他一起坐在主桌,聊台灣史、世界史,他還寫下「台灣的進步,由台灣青年開始才能有效果」,作為勉勵。

年會之後,史明前往日本,卻在2009年 11月傳出昏迷病危的消息,這群學生聚在一起打算寫卡片問候僅有兩面之緣的歐吉桑,閒談之間卻發現,大家熟悉史明出的書,卻對這個人的生命歷程完全不了解;於是,才有了記錄史明生命史的想法。

只是這群學生,有的人面臨升研究所考試,有的人面臨要去當兵,又沒有口述史的經驗,當時已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就讀的藍士博,簡單的先擬了個十次的訪談計劃,「找社團 5個學弟妹,每個人分擔兩次,大家壓力都很輕」。從史明 09年 12月回到台灣養病開始,從病榻前談到其位在新莊的住所;本來的 10次計畫,延長到 30次;本來的 5個人,擴充到 10個人;每一次訪談幾乎都至少花上 3、4個小時,整整花了一年半才談完。

口述史,受訪者及採訪者間的信任感很重要。史明過去從事過地下工作,對人存有戒心,與學生只見過幾次面;學生們則是把他當成台灣史的偶像,彼此都有距離感。因此,剛開始的前三次,史明還是繞着自己的思想、知識系統打轉,等於也是試探學生會不會因此打退堂鼓。學生們則是透過重新讀史明的書、讀台灣史、辦讀書會討論口述史的方法,如此才一步步的完成 60萬字的逐字稿訪談,最後刪減成為20萬字,以「穿越紅潮」、「橫過山刀」、「陸上行舟」為主題,共三冊的「史明口述史」。

這一場跨越60多年的生命交會,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員陳儀深形容是「美好的傳承」。

對高齡 95的史明來說,他的生命、思想,不但有了文字的記錄,還透過一場場的發表會,和年輕世代有了傳承。對這些 20多歲的學生來說,這一年半的訪談,體會各有不同。

從史明對蔣氏政權的殖民分析,藍士博理解自己的阿公 (外公 )何以在病榻前都嫌棄照顧他的護士竟然只說國語;現在在日本唸研究所的洪慧儒,欣賞歐吉桑先試再說的樂觀行事風格,讓她也開始調整自己。至於從政大台文所畢業、現在務農的江昺崙則用史明所說「年輕人只要關心台灣,做好該做的事;我 10分都送給革命,那你們 3分也可以」,來勉勵自己。

正如同在 05年相會後又各自離開;口述史出版後,史明與年輕人又走上了各自的運動道路。史明的獨立台灣會,仍然在每個周六定期從新北市的新莊住所出發,用車隊繞行到西門町、大稻埕;學生們有人等著當兵、唸書、搞農運,有點刻意在運動上和史明保持距離。

對於台灣 80末與 90後出生的學生,他們或許讀了比較多,有關台灣歷史與地理的教科書,但他們同時也是感受到中國勢力崛起的世代。要說這群年輕人的「文化台獨」來自何處?或許,從這場 10與 80,因為中國因素而起的傳承與結合,給出了另一個答案。

史明小檔案
史明,本名施朝暉,1918年 11月 9日生於台灣士林,曾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1942年赴中國參加抗日,後回台灣,1952年偷渡赴日本,成立獨立台灣會,1993年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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