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何文文

放眼台灣,電子或紙本媒體,還未落入商人和財團手中者,屈指可數。其背後還有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大國崛起的中國因素,在關鍵時刻起作用,才是最大的隱憂。

3月 27日,是壹傳媒出售台灣業務協議的最後交易期限,但就在此前兩日,傳出兩位主要買家——旺中集團總裁蔡衍明之子蔡紹中,以及台塑總裁王文淵——已決定放棄收購,印刷業務交易將不會延長期限,意味着交易告吹。26日香港證交所開市前,壹傳媒(HKG:282)宣布停牌,以待刊發有關公司內幕消息的公告。

當蔡衍明已確定自壹傳媒台灣交易案撤手的同時,台灣《蘋果日報》高層也接獲集團主席黎智英打算重回台灣「捍衛新聞自由」的訊息。黎的左右手葉一堅更在台北內湖辦公室以多日未見的奕奕神采揚聲宣告:「我們將再起!」此舉是否為下一步出價做準備,有待觀察,但壹電視與紙媒即將切割之說再度甚囂塵上。

媒體陷入黑暗時代

去年 10月,台灣壹傳媒將包裹出售與蔡衍明等人之事鬧得沸沸揚揚,黎智英一走了之。擔任壹傳媒倫理委員的台灣大學國發所教授劉靜怡及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兩人第一時間聯名寫信給黎智英,期許他能與壹傳媒工會成員以及壹傳媒倫理委員會公開對談,因為台灣部分支持壹傳媒的閱聽人,「並未將黎先生當做『外人』看待」,也期待黎能「向閱聽人和同仁公開說明這些親身經歷的困境或委屈」。此信卻遭黎智英簡短地回覆打發:「我現在美國休息短期內不會回台灣,我了解你的需要和提議,但目前是無法辦到了,我也不想講之前經營遭遇的事情,過去的便讓它過去好了。敬請原諒。」

當時,不僅是壹傳媒員工處在對未來茫然的焦慮中,台灣社會的閱聽人也對台灣的新聞倫理、新聞自主甚或民主發展充滿不安。

經過將近半年的「探底」,蔡衍明等人摸透了壹傳媒每月開銷數億元台幣,早讓黎智英的資金調度左支右絀。對蔡衍明之類的商人而言,與其在此刻付現埋單,不如等壹傳媒台灣的洞更大,再進行血拚殺價來得划算。這也迫使黎智英不得不重新整軍,言之為「捍衛台灣新聞自由」,實則將展開一波「搖蘋果」的精簡人力舉措,山雨欲來的裁員潮再度忐忑騷動了內部。

退出壹傳媒交易案,據悉蔡衍明打算自創「旺來日報」,擺脫當初只為了討好中共當局、如同冠夫姓般的中國時報。顯見蔡衍明對媒體的熱愛程度即便遭到再多的反對力量,仍始終打死不退,有增無減。

去年,蔡衍明計劃斥資七百億台幣入主中嘉頻道系統,引來台灣學生與公共知識分子以前仆後繼的反旺中壟斷運動喚起社會共識。然而,今日台灣媒體的問題不僅止於壟斷。媒體業的好光景不再,閱讀率下滑、廣告市場萎縮,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媒體業都不得不面對的困境;但台灣媒體背後還有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大國崛起的中國因素,在關鍵時刻起作用,才是最大的隱憂。

眼前,原本較具影響力的台灣媒體正逐步成為擁有其他產業商人的囊中物,這些商人在大陸均有或大或小的業務發展,當新聞自主與其利益發生牴觸時,現代民主的第四權與第三維度——獨立媒體與公共知識分子空間——則毫無招架餘地的遭到擠壓,甚至扼殺,致使已進入加護病房的台灣媒體業更形積重難返。而資金需求甚巨的主流媒體尤其擺脫不了此一因素,透過不由自主或自主地透過篩檢,或內容選擇性地以不妨礙「金主」的利益呈現,閱聽人逐漸失卻知的權利而渾然不覺。

與此同時,網絡新聞與評論固然百家爭鳴蓬勃發展,卻礙於缺乏話語權,縱有萬千網民支持,仍無法撼動掌握雄厚社會既得利益、有權有勢的「凱撒」們,台灣媒體因而陷入解嚴以來的「黑暗時代」。

2005 年報道連胡會的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於2003 年進入台灣,
兩年後便已成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

 

食髓知味,媒體成為私器

1988年 1月 1日,在蔣經國辭世前十二天,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台灣地區的報禁。鬆開了自 1949年戒嚴之後,遭桎梏近半世紀的台灣媒體枷鎖,當時新創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問世,包括《自立早報》、《首都早報》、《聯合晚報》、《中時晚報》等媒體,一時間,幾乎每天都有一家新報社成立。

此一好景卻在解嚴十年後,隨著企業與白領男性大舉西進土崩瓦解,本是第一大報的中時集團在創辦人余紀忠生前即由盛轉衰。2008年,更因其么子余建新的投資雷曼連動債失血逾 40億台幣,不得不出售旗下媒體。

幾經交手,黎智英即將成為中時集團新主,豈料卻殺出程咬金——蔡衍明在未看財報之下,取得中時集團的中天與中視等電子媒體,更在余建新的「建議」下附帶買進紙本媒體,當時在中時大樓另一層樓等候的黎智英與其團隊事後才知已與中時失之交臂。

這也埋下日後黎智英不得不盡數出脫台灣媒體的遠因:受困於壹電視無法上架,負荷不了累累虧損;加以聞訊中共當局可能透過施壓於台灣通路業者,令台灣《蘋果日報》與《壹週刊》無法順利上架。

2008年 11月 5日,旺旺集團負責人蔡衍明家族以 204億買走中時集團。據其在中國的公司內部刊物披露,收購中時後,蔡衍明就去拜見中共國台辦主任王毅,中共官員則指示說,今後蔡衍明的公司有什麼需要,「國台辦定會全力支持」。此一交易標誌了中國因素左右台灣媒體的印記,也墊高了辦媒體的門檻——因為跨國企業與台灣企業都放眼西望大陸市場,致使媒體活路來源之一的廣告收入也大幅縮減。缺乏銀彈充足的老闆支撐,無論是老幹或新枝的媒體,生存空間都難敵驟縮的現實壓力。

原本僅想要電子媒體,勉強接下《中時》等紙媒後,蔡衍明發現其白紙黑字的威力遠遠超過電子媒體,遂開始下起「指導棋」。

在居所每個房間均設有活氧機的蔡衍明每日清晨以電話遙控中時集團的高階主管,即便人在國外,也會透過視訊會議掌握輿論方向。他並且在旺中內部頒布「三不」禁令——不可罵中共政權、不可罵馬英九、不可罵其朋友,任何違反三大禁令者都難逃秋後算帳的厄運。更因為擁有媒體,他往來交陪的對象從商賈擴大為有權有勢的官員,據悉他多次向友人誇耀說,台灣大小官員見了他,無不曲膝矮他一截,態度卑微!

食髓知味後,在準備拿下壹傳媒台灣所有權時,蔡衍明再三勸說台灣中信集團少主辜仲諒,務必要拿下《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兩大紙媒,至於壹電視他個人則全然放棄此一「賠錢貨」。此種土財主作風深深戮傷台灣媒體的專業性與自主性,迥然有別於過去的媒體老闆。

儘管過去台灣主流媒體多數掌握在具國民黨中常委身分的報業老闆手中,媒體難免得肩負政令宣導任務,但有礙媒體的「公器」角色,對這些以媒體經營為主業的老闆們而言,媒體有其不容踐踏的專業,縱或有意見,也不敢堂而皇之地插手,絲毫不見今日諸媒體老闆動輒以「私刑家暴」旗下的記者與編輯團隊的惡質作風。奈何現今的台灣媒體老闆皆由其他行業經商致富,有錢後想更上一層樓擁有影響力,以獲得與當權者平起平坐的機會。

這些轉戰媒體的商人絲毫不避諱地插手編輯部走向,對自己花大錢買下的媒體理所當然視其為「私器」,媒體成為遂行個人意志與護衛個人利益,甚至是報復對手的武器。

觀諸《聯合報》王文杉與《自由時報》林榮三相繼遭旺中媒體連篇累牘「起底」揭瘡疤,緣於《聯合報》報道:蔡衍明買下壹傳媒台灣之際,也將是中時吹熄燈號的日子;《自由時報》則以頭版刊登旅美歷史學者余英時關切台灣媒體惡象,寫給正在美進修的中央研究院法學者黃國昌之書信,其中直陳「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云云,大大惹惱睚貲必報的蔡衍明。其所屬媒體從中天、中視、《中時》乃至於《時報週刊》總動員,清算《聯合》與《自由》,全然視社會公器為糞土,也開啟了媒體遇到涉己事務採取「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雙重標準,這種種現象更說明了媒體這特殊行業絕對不容許壟斷,甚至不該落在一般商賈手中。

2012 年11 月17 日,一名壹傳媒僱員走在台北辦公室外,
背後的牆上貼滿了抗議黑手介入媒體的海報

 

商人不該經營媒體

然而,放眼台灣媒體,電子或紙本媒體,還未落入商人和財團手中者,區區可數。深綠色彩的《自由時報》為坐擁營建與金融等產業的林榮三所有; 2012台灣總統大選選戰最後跳出來挺馬的宏達電創辦人王雪紅,則於 2011年以 336億台幣與香港錦興集團主席陳國強、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私募公司,聯手買下邵氏兄弟手上的香港 TVB26%股權;單周銷售量最大的商業週刊集團早隸於香港 TOM.com旗下;更遑論大大小小有影響力之媒體,背後都有各行各業的「金主」。當有礙東家利益的關鍵時刻,這些媒體毫無疑問地都必須跳出來護衛,媒體的「獨立性」早已蕩然無存。

黎智英曾一度棄守台灣壹 傳媒,且基於理財考量,他曾大筆買進台灣的物業地產與股票,加以他辦報的腥羶色風格,都是作為媒體經營者的瑕疵。但他經營媒體後,因得罪時任中共總理李鵬,旗下的佐丹奴服裝連鎖的大陸分店屢遭查察,索性盡數出脫佐丹奴所有權,不再因個人產業利益而必須對任何政權低頭,確實比台灣現在任何一個財團或商人的媒體老闆都能挺直腰桿。

純粹作為一位媒體投資與經營者,方能置利益於媒體營運之外,講究證據、無畏關說,才可能維持中立,並經營一片獨立的公共論壇,這才是壹傳媒能夠站穩台灣市場的真正原因。

然而,曾打算買下壹傳媒台灣的金主們似乎都未參透這點,以為砸錢買下彼岸政權的眼中釘,一來可讓「狗仔」不能再能窺探並揭露其隱私;二來為彼岸政權消滅一「反對者」;三來可接收壹傳媒的市場利益。但當「《蘋果》不再是《蘋果》」、「《壹週刊》不再是《壹週刊》」後,原有的市場利益很可能因而銳減。

毫無疑問地,所有準備插足任何媒體經營權的商人一概都是「先禮後兵」:「你們擁有絕對的編輯自主權」、「什麼都可以寫」、「該怎麼編就怎麼編」;至於有關老闆利益的「涉己新聞」,也是一概「該怎麼寫就怎麼寫」。但台灣媒體的十個老闆有九個半在中國都有投資,對彼岸的禁區更是不可觸碰,若不小心觸動地雷,編輯部高層就難免遭到清算鬥爭。

中南海的領導人素來擅於以領導人親自出面接待、國賓級的饗宴來懷柔人心。這些高規格的禮遇曾讓早年赴大陸投資的大小台商很受用,不僅被奉為上賓,更拉高了個人的地位,以致於台商辦公室常可見到與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合影照片。在中國崛起後,台商可見到的中共官員層級規格日低,但想到大陸做生意的台商,仍不免循此一途徑希望能取得順利做生意的「通關密語」。

近日,台灣一媒體金主因生意之故屢屢往大陸跑,返台後即在社內大會中公開倡言:「昨晚我與統戰部官員吃飯……」,「我見到一位國台辦官員說……」,「反媒體壟斷根本沒用……」。該金主透過傳簡訊、下條子等行動,禁絕刊登被中共官員歸類為「民進黨學者」的獨立公共知識分子來稿;更要求編輯部交出對中共政權批評甚深的作者真實資料,並且令其從該媒體版面消失;對彼岸的相關文章改由新進記者看資料整理,不再有直指核心的批判力,內容也因中共官員的「評價」調整為「可以狂批馬政府,不可以痛打彼岸」。

這正是商人不該經營媒體的理由,特別是中國因素早已鋪天蓋地滲透進台灣的時刻,藉由立法禁絕商人涉入媒體產業的經營已成為民主社會的第一要務。否則利益當前,人性總無法通過其考驗;而握有媒體,等同於握有話語權,當話語權可以保住利益時,擁有者不可能放棄這種權力。

這或許是在彼岸都有投資的財團金主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心態買下媒體的理由:旣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可享特別待遇,更能在必要時,透過媒體版面,對能操自己生意生殺大權的彼岸表示「善意」。

綜觀台灣媒體的問題確實不在於壟斷市場佔有率而已。即便這些商人僅擁有單一媒體,都將為捍衛個人利益指揮旗下編輯團隊,而當中國利益大於一切時,媒體將為誰服務,已昭然若揭。

台港應師法南韓獨媒運動

當難堪的現實迫使握筆的媒體人,不再能維持其獨立性,專業也遭到質疑時,多數別無長才的媒體人只能如同出賣靈魂給魔鬼的浮士德——多位中時報系過去甚有令名的高階主管紛紛跳出來為文替蔡衍明辯護,即是廉價拍賣了媒體的公信力,讓此一主流媒體再也不成「主流」的關鍵因素之一。

每個年代的媒體經營者都感嘆讀者的流失,即便在 1991年 1月 6日的《紐約時報》商業新聞版也曾刊登過一篇「媒體劇變」的文章,論及嬰兒潮世代「愈來愈少閱讀」。但無論哪個世代,媒體做為民主社會監督當權者的第三維度角色永遠不會改變的,差別只在於載具的變化而已。

從壹傳媒「被交易」事件,憂心台灣媒體發展的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體認到是該師法南韓獨立媒體運動的時候了,無論是採信託或合作社方式,唯有媒體人與關切公共事務人士之間透過凝聚共同信念,在此一信念下設定議題,合縱連橫,建立跨媒體、虛實整合的資源,才有機會打造獨立媒體的永續發展基礎,以保持輿論自由與中立。

南韓進步團體摒棄成見與本位主義,齊心攜手推動獨立媒體運動,建立以人民為主的媒體,創造另類的公共領域,對台港媒體都極具啟示作用。尤其當中國因素無孔不入地滲入主流媒體,影響閱聽人的權益,媒體老闆又以個人利益掛帥的今日,唯有整合新世代的網絡媒體與社會運動的力量,形成策略聯盟,才能產生具反擊力量的新媒體,擺脫看不見黑手的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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