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習近平來說,權力的名分只是來自於黨內少數人的授予,而根本沒有人民授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况下,言之不順,講的話不符合國民的主流意見,那只會進一步削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這是孔子的教誨,針對的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當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亂臣國賊當道,導致「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孔子為此提出「正名」,主張「君君臣臣」。按現代政治原則看,孔子以人倫等級秩序構建政治秩序當然已不合時宜,但正名所包含的對政治合法性的訴求,依然是現代政治的應有之義。

在民選國家,選票是執政者名正言順執掌權力的惟一依據。而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最高權力名分是在執政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通過各種博弈而形成的。在鄧小平時代,名義上的最高執政者並非實際權力的最高擁有者,胡耀邦尊享總書記之位,卻被輕易拿下;趙紫陽也是如此,有其位而無其權。所以,江澤民進京接任總書記,首先要求名正言順,在中央全會上正式受命,而不是私相授受。即使這樣,他依然遇到了有可能被廢棄的風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放出風聲,誰不改革誰下台。江審時度勢,及時調整船頭,按鄧規定的航向行駛,終而避免了非正常下台的命運。

胡錦濤儲位 10年,執政 10年,看起來積累了龐大政治資源,享有法統和正當名分,理應大顯身手,一展宏圖。然而世人看到的卻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形象,言之諾諾,行之濁濁,既不敢放言,更不敢放手幹,白白流失了 10年黃金時光。對國家民族而言,放任權貴坐大;對個人而言,錯失成為歷史人物的良機。究其原因,個人禀賦志向不足是其一,權力受到各種制肘是其二。雖坐在大位,享有大統,但實際上有兩個權力中心,胡缺少統合能力,身在中南海,眼睛不時盯着玉泉山(編者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所在地),心有旁騖,顧此失彼,故不能善始善終。

黨內實際存在着兩個權力系統,或鄧及元老和胡趙的分野,或江和胡的分庭抗禮,明爭暗鬥,縱橫捭闔,長達 30餘年,使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無法統一,最高法統名不副實。而名不正,必然言不順,政令不能一以貫之,行動瞻前顧後,做事畏首畏尾,終無法成其大事。胡溫十年治理,積累諸多問題,現在積重難返,均是這種雙重權力配置制度的後果,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

十八大權力交接,胡徹底放手,裸身而退,既是高風亮節,也是大勢所趨。中共最高權力配置由此終結雙中心主導,再次回到單中心體制,最高元首實至名歸,法統不再分裂,名義掌權者就是實際掌權者。相對於前 30年的權力格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轉變,由此為習近平創造了極其有利的執政環境:他無需像胡那樣左顧右盼,應該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施展抱負。吳稼祥用「定於一尊、將相和、元老退避」這三條來評價習李體制,認為習李可以有大作為。

習近平有名分又有實權,只要順利執政 5年,7常委班子中將有 5人退休,再次配置班子,將進一步鞏固自己的位置。有實之名,可以言順了,可以一言九鼎。古人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之重要性可見一斑。現行體制下,權力交接的同時已定下大政方針,個人似乎不必交代治國綱領,但畢竟政改延宕 10年,國人對習李新政是有期待的。因此,習李說什麽話,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習近平自十八大結束以來有過若干次講話,有內部的,也有公開披露的,這些講話均在民間引起不同反響。從講話的內容來看,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有一些新的說法。我的概括是:1,淡化黨的的意識形態色彩,突出民族主義,主張以民為本;2、提出了中國夢,强調國家好了人民就會幸福,訴諸經濟增長和福利保障,承諾 2020年國民收入增長一倍;3、重視反腐敗,强調依法治國,提出把權力關進籠子;4、認為建國 60年是一個整體,改革前後的兩個 30年不可分割,同樣重要;5、總結蘇聯亡黨亡國教訓,認為蘇共在關鍵時期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軍隊失控,由此要求加强黨指揮槍;6、提出「鞋子論」,認為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很顯然,習近平的講話並不符合當前民間日趨高漲和普遍的憲政言論。他至多只是滿足人民的民生要求,對反腐敗有所承諾,而對於人民更為關心的民權問題毫無涉及,對於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等各項權利閉口不談,一如既往地以中國國情為藉口,反對照搬西方制度,拒絕普世價值。他的兩個「30年論」,完全混淆兩個不同時期的根本區別,既抹殺了改革的偉大意義,又在客觀上掩蓋了文革災難,此等言論已經突破了人民可以接受的底線。「男兒論」和「鞋子論」一經披露,在微博為主體的民間意見市場中即招來種種質疑。蘇聯崩潰是民心喪盡所然,豈有獨夫可以阻擋?鞋子穿在腳上,由腳選擇,一人從小到大,該換多少雙鞋?豈有一雙鞋穿到底?習講這些話,道理不明,邏輯不通,修辭不當,怎麽能讓民眾信服?

名正言順才可治國,名正而言不順呢?對於習近平來說,「名正」所包含的合法性其實極其有限,權力的名分只是來自於黨內少數人的授予,而根本沒有人民授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况下,言之不順,講的話不符合國民的主流意見,那只會進一步削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恰因為公義不再,國民議論紛紛。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領導人看起來虛懷若谷,實則固持己見,依然我行我素。這正是當國者固有的傲慢和偏見,以為大權在握就是真理在握,臨政不能如履薄冰,待民不能敬畏民意,求賢不能從善如流,身子在新世紀,腦袋在舊時代,雖有自察而不能行,口惠而實不至,大道偏廢而施小技,豈可治國?

人民之所以接受中共推舉的領導人,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是中共領導人必須意識到,中國已經從民生時代進入到了民權時代。民權時代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國民不僅享有經濟權利,即有自由勞動、遷徙、居住、生育、創業、消費等權利;還享有政治權利,即有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罷工、選舉、監督等權利;而且享有社會權利,即有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約束等權利。這些權利均已載入憲法,受法律保護,神聖不可侵犯。

在民權時代,中共領導人所編織 的中國夢,如果僅僅是承諾滿足人民豐衣足食、有房有車、2020年收入翻一番,而沒有實現人民應享有的選舉、言論自由和批評政府的權利,那這個夢一定不會是個好夢。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帶來的必定是人民對政治更高的要求, 對自我應享有權利更清醒的意識,對安全、法治、公平、正義更深的關切。人不僅僅是經濟動物,人天然的也是政治動物。

未來十年,中國不受約束的惡性發展將遭遇雙重硬性約束,一是來自於大自然的懲罰,迫使掠奪性開發不得不遲緩下來,進而引發經濟結構調整,經濟下行勢在必行,其社會後果難以估量;二是來自國民權力和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和高漲,愚民政策難以為繼,國民訴求從經濟領域蔓延至社會政治各個領域,形成了不可阻擋的趨勢。為政者必須順應時代潮流,慎言慎行,凡事以民意為大,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以言順求名正,以社會共識為輿論導向,以憲政重鑄權力合法性。這是中國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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