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社會上激起熱烈的反應。筆者執筆之時,還未有任何解決跡象。資方既是立場非常強硬,欠缺談判的誠意,政府也是「放軟手腳」,倒是支持罷工的公民社會力量,快速集結。這些來自民間的力量,在「臉書」等網絡平台上一呼百應。學生們、青年們擺設街站收集物資支援,並透過自發的募捐,短短數日之內,收到超過二百多萬元的罷工基金,創了歷史紀錄。

在香港,罷工活動其實相當罕見。原因並非勞資關係和諧,而是法律對罷工工人的保障不足,罷工的代價很高。而且,雖然香港工人可以自由參與和組織工會,但法律並沒有給予工人「集體談判權」,這也令得工會難以發揮集體領導和組織工人的功能。當工人備受剝削,也只會尋求用個人方法解決,而不會訴諸集體行動。

殖民地時期,執政的港英政府向資本家靠攏,刻意壓制為「左派」所支配的工會組織,壓抑「集體談判權」自是可以理解。然而,1997年回歸前夕,立法局曾通過一條《集體談判權條例》。但在回歸後 3個月,中方單方面組織的「臨時立法會」卻通過廢除該法,支持的議員也包括親中的「工聯會」代表在內。自此,「工聯會」就一直未參與過任何罷工活動的組織工作,自安於開辦軟性勞工福利服務,處理個案和調和勞資衝突。而屬於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往往較為積極地去組織工人參與集體行動。

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和 2007年那次紮鐵工人罷工一樣,受剝削的工人們最初都希望透過「工聯會」去為他們出頭,但最終都是感受到「工聯會」幫不上什麽忙,轉而向「職工盟」尋求協助。「工聯會」對於工人 (特別是當中的外判工 )面對的困難,和長久以來積下對資方的不滿並沒有正視。而這次主要由外判工所發動的工潮爆發至今,「工聯會」的領袖都只是作壁上觀。他們在立法會的代表黃國健,甚至指罷工破壞了他們和資方原來就薪酬所進行的談判,雖然資方否認有任何「談判」存在過。但可見,「工聯會」對發動工人參與集體行動並沒有興趣。故此,不少人指駡工聯會乃建制的「黃色工會」 。

而事實上,香港親建制的報章近日連番攻擊罷工,當中也包括在 1967年極力煽動新蒲崗人造花厰工潮,因而釀成所謂「六七暴動」的文匯報、大公報。這些被稱為「左派報章」上的那些反對罷工的言論,和當年那些曾經反對他們的「右派」報刊竟然毫無分別。這亦說明,香港今時今日的「左/右」區分是如何顛倒錯亂。

當年歷時 36日的紮鐵工潮,結果取得小勝,那真是一個歷史轉折時刻。因為,自從 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香港流行一種「新社運」取代「舊社運」的說法,認為自發動員的市民運動、青年運動,比起舊式的以工會組織的工人運動更有活力,工運則停滯不前。事實上,當年亦發生了以社區保育,市民參與規劃,及「保衛皇后碼頭」等以市民為主體,以文化、歷史記憶為取向的新城市市民運動,又成立了以這些運動為基礎的「本土行動」社運組織。

但紮鐵工潮的爆發,提醒人們工運並未過去,更重新提出了所謂「新/舊」社運的關係應當如何探索的問題。因為相關的工會和社運團體,對這些新發展和新挑戰都沒有甚麽經驗。參與城市社運的青年不知如何支援罷工,而個別工人甚至以保育舊建築會減少發展和就業機會而排斥保育運動人士。不過,紮鐵工潮最終令工運團體和社運團體互相之間,摸索出一種合作的關係和團結的精神,為當時冒起的「本土城市社運」奠下一個多元而充滿包容精神的社會基礎。在2009年為「反高鐵運動」而包圍立法會,要求停止撥款的萬人大集會上,紮鐵工人登場支持,反對盲目的基建,獲得了全場喝彩。

這次碼頭罷工,公民社會反應迅速,社運與工運相互支援,工運議題急速發酵成反對李嘉誠大財團的反霸權行動,足見綜合學運、工運和廣泛社運的「本土公民社會」比起過去都要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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