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星期四,編輯問我要不要到碼頭去採訪,作為實習記者的我心想一定不能托手踭,結果一做就是整個假期,一做就回不了頭,一做,人就就改變了。

到了碼頭,保安員把我和幾個學生都攔在閘外。於是有同學聯絡閘內的朋友,嘗試幫我們突破保安防線,結果失敗了。最後在同學找來工友協助,才成功進入碼頭。

初入碼頭,看到工人都只是坐在碼路邊,一邊吹水一邊等待談判的結果。訪問經驗很少的我膽粗粗地去問幾個工人,想不到竟然食了幾片檸檬。工人聽到「記者」兩字都有一點戒心,最後只能跟兩個工人談了一會。當聽到他們的故事,了解到他們的工作環境,我一方面是很驚訝,另一方面暗地決定「一定要幫他們做點事」。我這種人,搞事搞不了,於是就用筆寫下一些東西,一些人們不知道的東西。

漸漸地,社會開始關注碼頭工潮,但有一些主流媒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作出了偏頗的報導,亦有些傳媒報導的新聞跟我在現場見到的有很大出入。雖然風大雨大,但工友和學生一直都十分和平理性地進行罷工行動,不見得有甚麼激烈的行動,反而見過保安員曾撞傷聲援的市民(獨媒記者Yiuman記錄了保安員撞跌打算拿物資入碼頭的員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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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不代表保安員是邪惡的。罷工的某天當我與左翼21成員Gil閒談時,他說:「可能他們也被我們感動了,明白到自己都是被壓迫的一群。今早我已經用方包『收買』他,現在他還讓我為iPhone叉電呢。」不管你是甚麼工人,其實大家本身都是被大財團剝削的一群吧。

在工運初期,可能工友仍未習慣面對傳媒,對傳媒訪問都不願上鏡,於是我們經常在電視及報紙上看到的大多是工會幹事和學生,工友的面目都不太清楚。終於找到了一位老揸紙訪問,了解到碼頭危險的工作環境。這種危險,是威脅生命的危險。為了盡快完成交收,船上工人處理好一個貨櫃後,另一個貨櫃就會立即在頭上經過,很難想像如果貨櫃掉下來會有怎樣的後果。老揸紙勸勉年輕人要多點讀書,不要到碼頭工作。

另外又找了三位年輕的工友訪問,他們一方面控訴不定的食飯時間和羞辱的如廁方式,一方面又感嘆與家人見面時間少。其中一位育有一個兩歲大女兒的爸爸國華說:「我上班的時候,老婆和女兒都睡了。我起床的時候,她們還熟睡中,根本就沒有相處時間。」之後再遇上他,又跟我說了一句很令人無奈的說話:「罷工後難得有時間幫女兒洗澡,誰知她竟叫我叔叔……」再堅強的男子漢面對這種事情,都難免會心酸。

這不只是一場爭取加薪運動,更是一場爭取工人尊嚴和捍衛生命的運動。

正如之前說過,我們是公正的,但多數會站在弱勢的一方。

工運發展得十分快,愈來愈多工友和學生加入,亦開始有一些政黨政團到場「抽水」。其實在工友心目中,只要是到碼頭支持他們的,他們都會以正面的態度看待。例如總有些人也許會對來「抽水」的政黨政團嗤之以鼻,但工友卻從不理會。我們會常常看一個人的政黨背景再想他們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過在他們心目中,不管是梁國雄還是梁美芬,只到場的也是代表他們對自己的支持。

當然,工人最信任的仍是學生,彼此關係有如情人般緊密。特別是一班由工運第一天直到今日都支援工友的學生組織,這班學生來自不同院校、不同組織,但為了同一件事走在一起。他們有良好的默契和組織,為工人提供了強大的支援。不過學生的深度介入,難免會使人質疑其動機,甚至提出陰謀論,抹黑支援的學生。

學聯同學和工友對談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訪談文章,除了是因為我寫之外(唔好笑啦),更回應了一些批評學生的言論。受訪工友徐先生在訪問結束後跟我說:「香港未來靠你啦。」我回答:「不是靠我啦,我是記者,又沒有做過甚麼。」徐先生說:「你後生嘛,雖然經常強調自己是記者,那你就盡力去做啊,香港未來都係靠你啦。」

這句說話,我一直記住。

幾日後在採訪遊行時再遇上總位受訪者,有幸得到他們的正評,這種感覺很實在,很滿足。

幾日的採訪帶給我許多很新穎的想法和體會,除了是思想上的,還有第一次採訪受阻的經驗,被攔後我還忍不住用手機發了文,實行用文字無聲抗議。這也使我明白到,這個年頭記者身份在香港真的沒有甚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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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都不明白學生為何要站在社會運動的前線,但現在終於明白了。

星期日的苦行,換著是我一定走不完,於是我整理了我的筆記完成了這篇文章。學生,其實我都是學生,也許我不很懂得搞運動,但也總算有一點墨水,那我就盡力去用自己的方法做好吧。

今天是罷工的第22日,我預祝各位學生和工友打贏這場仗,到時我一定會回來寫下你們勝利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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