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他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的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觍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作者:傅斯年 | 来源:《新青年》第六卷

 

王石川:傅斯年是“三等人才”的价值观

作者:王石川
2013-03-30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少年得志,学问大脾气也大,“自负才气,不可一世”;眼里容不得沙子,常有“攻击精神”,一向敢于放言,有“傅大炮”之称。这样一个“炮手”对有学问之人却谦卑得很。

  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后来,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所托,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不过,傅斯年数顾李庐皆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李方桂更是直接告诉傅斯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这话像是打脸,也像是挑衅,因为当时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方桂也清楚知道傅斯年的职务。搁在平时,“傅大炮”早该放炮了,而这次却躬身长揖道:“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一提到这个典故,人们往往赞叹傅斯年“春风大雅能容物”,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可看出傅斯年对做学问者充满敬重,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位置高了仿佛见识也跟着高了、学问就随之大了,容不得人,也看不起人,这就没摆正自身位置,出现了角色迷失。

  回到李方桂的“人才论”上,也许其观点不够准确,但研究机构和高校内的不少学者宁愿做学问而不愿做官,确实是事实,在当时可以找出不少例证。哪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也是如此。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我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时,要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不容易,因为谁都不愿意做,怕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从李方桂拒绝担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到王义遒找不到人做院长或系主任,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在今天,恐怕想当院长或系主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吧?媒体曾报道,“深圳(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对这些争抢处长的教授,是该抱以厌恶之鄙薄还是该抱以理解之同情?恐怕不可轻易判断。现在的学者为何愿意当官?王义遒给出答案:“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

  说到底,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过度行政化。当权力主宰了学术资源的分配,当学问做得好不如权力更吃香,当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嗫嚅不敢言,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国王、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奴仆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权力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度行政化确实很危险,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此,温家宝同志曾强调“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这是切中肯綮的忧患之谈。还需赘述一句,李方桂后来实在拗不过,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所长,旋即便安心做学问了,在语言研究上成果不凡,著述甚丰,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原载《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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