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 晚清慈善的功利与机巧

晚清吴趼人的章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难得的讽世喻世的作品，犹如涂了胭脂的匕首，在离奇怪诞中直刺污浊现世的心脏。

该书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回，记述王慕善、申大先生、阎二先生、何师爷等人为山西赈灾的各种奇言怪行，将晚清充满功利与机巧的慈善生态揭发得淋漓尽致。

通过阎二先生之口，作者描摹了乡绅申大先生的家族做善事发家的简史：“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一年不过十来吊钱。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广行善事。俗语说：‘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也总算神通广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到他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里，齐巧那两年山东、河南接连决口，京、津一带，赤地千里。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来，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后来申老伯去世，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指日就要红了。”

而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善事可真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里老婆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哪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

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号为劝捐，实不无逼捐嫌疑。捐册上的名字，阎二先生教训王慕善时说得明白：“一个（名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但劝捐也同做官一样，要有资格。人微言轻的王慕善莽撞闯入劝捐行业，三天内送掉三百多份捐册，不过募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而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已经募得十几万块了。究其根源，乃是申大先生有官方背景，人们向其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可能得到丰厚回报——自己、先人或子弟获得封典，甚至自己直接候缺补官。

官员在赈济事业中，也各怀肚肠，莫不想从中得利。当阎二先生等人的赈济事业遭遇山西抚台皮里阳秋的阻挠之时，广有韬略的何师爷分析说：“抚台一回回的札子，只怕为的自己，不是为的百姓罢！……现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调匀，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来耕种。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里、八里，一点人烟都没有，哪里还要这许多银子去赈济……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好处。”

为更有效筹款，何师爷想出“妙计”，将劝捐变为报效——用现代语言说，则是将出发点和目标自“救济民生”转向“报效祖国”。救济民生，只是博一些民间虚誉；报效祖国，却可以立即得到祖国的回报。于是他们挂起“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何师爷也让手下人改称他“老爷”，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拉拢。有人请酒，一概亲到。如此应酬三个月下来，居然筹到三十多万两银子，他报了个六七成上去，自己拿了三四成。至于山西巡抚得了这笔银子，究竟拿去做了什么用度，曾否有一文好处到百姓，无人查考，不得而知。

何师爷自办此善事，别开生路，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彼此各不相下。又过些时，何师爷私自打电报，托山西巡抚于赈捐案内保举两人，从同知一直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顶戴。他从此摇摇摆摆，每逢官场有事，竟充作大人物，简直可说是“民间组织部长”了。而这一切，均拜“做善事”所赐。

申大先生和何师爷等，不过是借慈善起家的小角色，更有人借慈善成一代巨头。比如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庄谐选录》记载说：“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学者雪珥分析说，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不但为其老母亲赚来正一品的封典，也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得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封疆大员们眉来眼去，还获御赐黄马褂。对此，晚清一代毒舌李慈铭忍不住在日记里阴阳怪气地说：“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大赈，事非属光墉（胡雪岩）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

胡雪岩们之所以可以通过做善事而平步青云，主因还在于慈善事业与官方千丝万缕的关系。慈善既是官方借以管控民间的重要手段，又是民间借以打通官方关节的重要途径。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说：在雍正以后，善堂（原为民间自发建立的慈善机构）开始走向官营化，而善举又开始趋向徭役化。也即是说，民间慈善的民间属性日趋黯淡，而官方的旗子，则毫不留情地插到原属于民间的各种慈善机构之上。与此同时，自愿、自发的慈善募捐，竟带上了徭役的味道。捐款者的善举，本是出于道义责任和悲悯情怀，后来却异化为对国家应承担的义务。在慈善机构官营化与慈善募捐徭役化的过程中，各种机巧之心浮上水面，各种功利之举也堂皇而行。

在我看来，晚清慈善事业中的伪善与功利，并非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恶，而是由怪诞政治制度催生。当国家强有力地侵入并殖民民间社会，后者就很可能在权力的挤压下扭曲变形。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不公开、不透明以及腐化、僵化，那么民间社会在扭曲变形之后，就会与前者长得活像双胞胎。到这时候，谁是国家，谁是民间，也就分不大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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