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地工作站作为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民间性质的艺术工作站，于2005年开始运行“村民影像计划”，有“草根背景”的村民开始纪录片拍摄，记录自己的村子，“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该计划持续到2009年，有村民作者拍摄采访的村子老人讲述历史影像，启发一些年轻纪录片作者和学生返回自己村子，拍摄采访老人，采访的主要内容集中于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三年饥饿”历史。
至2010年夏天，除了“村民影像计划“中的村民作者在本村拍摄采访外，有更多的年轻人和学生先后回村，自愿参与“返回村子”拍摄采访。参与其中的人，有过60岁的村民，有从事纪录片、剧场或其它艺术创作的作者，也有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总共有21个人参与。当时命名“饥饿计划“。
这是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陆续有有更多人参与和更多村子的老人进入采访记录。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截止现在（2012年9月），总共有108人在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来自18个省、130个村子的926个老人，采访内容由“三年饥饿”延伸到“大跃进”、“土改”、“文革”等不同历史时期。
参与其中的采访拍摄者，岁数最年长者过60岁，最年轻19岁。岁数最长者、即已经在草场地工作站运行七年的“村民影像计划”中的村民作者，其他绝大部分参与者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自己亲戚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对这些采访拍摄者来说，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这些手持DV之人行走于那些村子，探访那些深居于简陋昏暗农舍里的老人，试图记录下深藏于老人内心的记忆。那些村子里的老人，也是头一次有人带着摄像机端坐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打开记忆之盒，翻到出那些久远的往事。这是祖孙两代人的相遇，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代人，或者说跨过了一代人的记忆空白。注定了，这也是一场遭遇，或者说奇遇，中间会有一些故事，预想不到的，不期而遇的，节外生枝的，倍感挫折的，柳暗花明的……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他们的纪录片或剧场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一种民间方式建立 “民间记忆档案”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