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强事件与“叛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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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蜀
文强是谁？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知道的恐怕都不多。
若是提到影视明星葛优，则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知道葛优大名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文强正是葛优扮演过的若干影视角色中“级别”最高的一个──电影《决战之后》里具有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战犯”。
不过，这个文强同葛优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有一点根本的不同：他不是虚构的人物。
电影《决战之后》是根据作家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编的。原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战犯们刚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时，管理员曾向文强请教国民党监狱的规矩。说是因为文强在1931年时，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到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的态度，被军阀刘湘逮捕，关进了巴县监狱。因此，文强有坐国民党监牢的亲身体验。
作者这段叙述，是按照文强的回忆录《新生之路》中的有关内容转述的。
《新生之路》写于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文强作为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思想尚存一些顾虑，同时也不想在这部主要讲述战犯改造经历的回忆录中岔开去谈自己的其他历史，因此对那次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并坐牢的真实原因隐而未言。
事实上，文强1931年在重庆被刘湘逮捕时，并非是在为国民党中央了解四川军阀态度，而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在同国民党军阀进行殊死斗争！
一个中共高级干部，怎么会变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
在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出生入死两度入川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925年18岁时加入共青团，并赴大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当时共青团员可以直接“转党”，也叫“升党”），还同当时其他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为促进国、共合作，加入了国民党。
在预示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结束的“三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同其他许多具有“跨党”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样，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国民党，坚决保留了中共党籍。
北伐战争中，不到19岁的文强被选入宣传大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奉中共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到驻四川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因慑于北伐革命声威，四川地方军阀纷纷“向左转”，宣布易帜“参加国民革命”，杨森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委任的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文强则在二十军任政治部代理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杨森为了借革命之机发展自身实力，采纳了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的建议，仿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办起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被誉为川东小黄埔），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文强被聘为政治教官和入伍生第一大队大队长。
1927年春，国、共两党走向分裂。“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重庆提前发生了军阀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三三一”惨案。杨森也准备实行“清党”。朱德已于此前赴武汉汇报工作。文强等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闻警后被迫连夜逃离。
文强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兵败后经香港逃到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
次年春，不甘在乡间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文强，毅然二次入川，在成都通过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化名文莱之（又写作赖之、乃之、乃智），成为川西特委兵运干部。
1929年底，他被地下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22岁的文强成为中共在四川第一支红军部队中的政治领导人。
1930年四川一路红军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几经血战，文强和参谋长徐永仕率残部退入陕西境内。为救治伤病员和补给粮弹，接受了当地土匪收编。不久，文强假称“回川拉队伍”，到重庆寻找省委。
当他千辛万苦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等待着他的是笼罩全城的白色恐怖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当时军阀刘湘的二十一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了一个由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组成的特务委员会。由于叛徒们的疯狂活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组织局主任穆青、工委程攸生、前后两任秘书长邹进贤、牛大鸣等主要干部均遭逮捕杀害，损失惨重。以至在临时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竟总结为“全部常委牺牲完”……
这时，只有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等几个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能上街露面的地步。文强的到来使程子健大喜过望，他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各地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返回重庆后，文强担任了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在工作中，他与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周敦琬（第一届四川省委委员，时任省委秘书处及军委负责人）朝夕相处，产生爱情，由程子健主持婚礼，结为夫妻。
1931年3月，设在重庆城内寮叶巷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因叛徒出卖而遭破获。省委已难于在重庆立足和开展工作，不得不迁往不属刘湘防区的成都，以避其锋。当时因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时，则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
于是，文强临危受命，被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并任书记，周敦琬任秘书长。
项鼎“假投降”事件
就在寮叶巷事件发生之前，在二十一军防区的下川东重镇万县，发生了中共下川东特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的严重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省委委员、下川东特委书记项鼎被捕后采取“假投降”策略蒙骗叛徒和军阀当局，被省委以“叛变”罪名开除了党籍。项鼎事件与随后发生的文强事件，成为十年内战时期在四川发生的两起中共省委领导干部被以“叛变”罪名开除党籍的要案。
项鼎，原名苏幼农，又名苏爱吾，四川邻水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在江苏省军委作过保卫工作，被中央调到四川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牺牲后，他参加组建了临时省委，任主管工运的常委。
1930年底，为给经济窘困的省委筹款和加强与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联系，省委派项鼎到万县建立下川东特委。因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下川东特委交通站长吴季霞暗中自首叛变，向军阀当局告密后，将项鼎诱捕。叛徒急欲利用项鼎的身份进一步破坏下川东以至全川中共组织，对项鼎劝降。项鼎在情急之中，决定像自幼熟读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中人物那样以“假投降”来“出奇制胜”。
他的打算是：先答应“叛变”，但要他们不忙到各县去抓人，而由他通知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来万县开会，这样才好一网打尽，也不致走漏消息，影响破坏全川中共组织的大计划。这样，只要能赢得几天时间，他的妻子黄梦谷（下川东特委秘书）和下川东特委另一负责人余治平见他没有按时回去，一定会判断他出了事，必然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各地（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同时，他还可以在发往各地的“开会”通知中做手脚，暗示特委出了问题（尚未来得及发这个通知，他就得到机会逃脱了）。
项鼎为了实行“假投降”计划，绞尽脑汁作了周密的考虑，力求既不使革命受到损失，又能让敌人中他的圈套。他后来回忆说：“这样做我当时还有两点顾虑，一是怕他们逼我公开登报反党，就提出绝对保密，以便抓住下东各县后立即前往重庆破坏省委，抓住省委破坏全川；二是我还害怕省委听说我叛变，不明真相，开除我党籍。后来一想，这是没有办法，不能两全的事，只要破坏了敌人的计划，报了仇，解了恨，保全了下东组织及革命，死也心甘。革命成功后，事情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的。”（《自传》手稿160页）
事情的发展正如项鼎所担心的那样：中共四川省委得知他“叛变”的消息后，马上通知全川地下组织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上报中共中央。当项鼎答应“叛变”后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并伺机从叛徒监视下脱逃，星夜兼程赶回重庆向省委汇报时，却遭到这一沉重打击。他对此虽曾有过思想准备，但仍然感到如“晴天霹雳”。他恳请省委调查，并要求派他到任何工厂、农村去工作以接受考察，只求不脱离革命队伍。
但那时省委因刚发生了寮叶巷事件，正忙于从重庆搬往成都，无法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进行这类调查，只同意将他的申诉上报中央备案，并要他留下永久通讯处以保持联系，听候省委在有条件时重新调查处理。
项鼎作为“职业革命家”亦即无社会职业的革命家，自从参加共产党革命后便断绝了以往的各种家庭、社会关系，离开了党组织便难于生活。此后，他只能在坚信他没有叛变的几位地下党同志资助下勉强渡日，吃尽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苦头，仍矢志不渝地追随共产党，自觉为中共事业作力所能及的工作。总算在多年后获准“重新加入”中共──但仍然失去了他视为比生命更珍贵的十几年党龄（政治生命）。直到他于80年代末去世之时，有关部门才批准在《讣告》中写上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话，算是承认了他的前期党籍。
项鼎到重庆向省委申诉时，文强已开始组建川东特委。
谁也不会料到，与项鼎相类似并更为严峻的命运，将很快降临文强身上。
意外被捕埋下祸根
在重庆一片腥风血雨、雾塞苍天的环境里，新组建的中共川东特委举步维艰。文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事斗争。而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的缺乏，成了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正当此时，一个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傅荣来到了重庆。他与文强是同乡、同学，原是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清党”中被捕，坐过一阵牢，回到湖南老家后，得知文强在四川，通过文强留给家人的永久通讯处──重庆城里周敦琬二姐家，前来投奔。文强闻讯大喜，考虑动员这位黄埔同学参加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
这天，文强得到交通员送来的信件，知道傅荣已抵达重庆，在大梁子一家旅馆住下，便不顾正下着雷阵雨，匆匆冒雨赶去。
不料，文强却因此落入特务魔爪。
文强的被捕与后来的脱险，都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所处地理位置有关。
重庆老城因地势所限，分为上下两个半城。下半城位于长江北岸沿江岸坡上，因早期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运而自然形成，是当时的繁华地带。下半城上方，有一道与长江平行的山梁，被叫作大梁子。大梁子后面，就是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上半城了。在上、下半城中央半坡上，建有当时重庆城内的第一个公园，因其所处位置而得名中央公园。入园不收费，是来往于上、下半城之间的一条便捷通道。
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就位于大梁子上。从中央公园上方出口石级爬上去，刚好从军部大院后门外经过。后门里的几间平房就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办公处，外侧岩坡边拉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下是一堵约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即是中央公园地界。
文强这天赶去会见傅荣，就是从城南长江边储奇门河街住处爬坡上行，穿过中央公园，抄近路爬上大梁子的。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人，上街露面都是十分危险的。从这年4月20日《万州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即可略见其形势严峻之一斑：
“（渝讯）二十一军部自去年颁布奖励反共条例以来，一般久处该党淫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时机，皆纷纷宣布退出。迄至现在为止，除外县者不计外，过去曾为该党下死力现已觉悟而参加反共工作，被任为侦缉员者，共已达四十余人，每日散布街头，有如捕雀罗网。……”
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街，自应高度警惕。但这天文强一是急于见到老友，二是自恃特委会中无人认识自己，便大意了一回。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其实，生活中的事往往比书中编造的更巧。
谁也想不到，二十一军特委会中偏偏就有一个大革命时期在万县是共青团员的叛徒，认识当时万县的风云人物文强，而且不早不迟，恰好在文强一只手撩着阴丹士林布长衫下襟，一只手撑着油纸伞，从中央公园上边出口处的石级爬上山王庙街，经过特委会门外时，那特务从门里走了出来，两人打了个照面……文强当场被捕。
不过，特务们并不知道文强此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为患川陕边”。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的二十一军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文强从特务们的问话中摸清了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一路红军失败后，他就厌倦了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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