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细节》自序
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世界如同草木生长，我们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说，作一个信息整合者或许更有意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不得已，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
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现实的困惑。我也一样，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
二 从故事到历史：后传统时代的历史谱系
在我看来，历史有三种。第一种历史是故事。“故事”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历史。在传统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人是一种喜欢“有趣”的“故事”的动物，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喜欢历史的原因。在眼下这个漫长的后文盲时代和前文字时代，类似“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历史故事总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第二种历史是考据，这是很多专业历史学者所擅长的工作。在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时代，中国诞生了最著名的乾嘉学派。这种流风弥漫至今，仍然构成专家历史的主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舟车对于旅客。
第三种历史是解读，这是最少人做的事情。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析与剖析。这完全来自于一个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想逻辑能力。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历史不是花边故事，历史也不应当是简单的史料，历史是一种加工与创造。真正的历史应当厚重典雅，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如果历史只是一种事件记录，那么叫“档案”则更为合适。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中国似乎尚未完成这场历史转场。甚至可以说，历史在中国仍然处于“扫盲”阶段，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无神中国。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终结
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
从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许多“国家”由传统的极权专制体制走上了民主道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借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概念，在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共识的全球化和平民化时代，传统的为大人物树碑立传的权谋历史也将和专制历史一起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权谋历史的终结，历史将回到阳光下的人间。
旧历史的终结，也是新历史的诞生。摆脱历史的庸俗化、恶俗化和功利化，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世界化，这就是所谓“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历史”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其前提是抛弃那些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
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四 从思考到表达：一个草根的阅读与写作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人类用文字来与遗忘抗争，这就是写作。权力是写作的敌人，而时间又是权力的敌人，世界最终实现了公平，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深处的幽暗之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一个人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往往会使他充满梦想，而写作就是对现实的自适与反叛，是梦想和理想的产物；用写作来抵抗生活，来与现实抗争，这是许多写作者的唯一动机。既然上帝无能为力，那么也只有写作可以企及。事实上，真正懦弱和厌世的人并不需要写作。写作是一种对平庸生命的补偿。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写作者的意义在于赋予世界心灵。
从最早的巫师到今天的写作者，文字构成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使写作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彩。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而也超越的自我和历史。很多年后，我才相信写作是一种无法克服又无力拒绝的“天性”和“宿命”。写作既是一种快感的表达，又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正像卡夫卡说的，“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我相信，如果不是一种不可思议又难以抵抗的心魔在作祟，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这样一件“可疑”而“危险”的事情的。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作为历史写作，文字是用大脑和心来读的，不仅仅是用眼睛来看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文字不是一幅绚丽的图画，也不是一面干净透亮的窗玻璃，而是毫发毕现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正如苏洵在《辨奸论》中所言：“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动物，因此人会怀旧。当过去成为历史时，写作就变成一种对自身来源与存在的思索和记录。布克哈特在《历史讲稿》中写道：“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历许多世代才能获得少许精华，且在未来不会做得更好。所以，此时此刻，面对物华天宝的毁灭不存，我们不妨痛悼。”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的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直接的思考方式。“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中，历史就出现了。
“历史就好比种子撒在大地上……”，本雅明喜欢以寓言的方式重新叙述现代性的历史。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当那些生前声名显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卡夫卡曾遗言要烧掉他的书稿，但却都被拿去出版了；尼采说，“我活在死后”。
五 从大势到细节：一部历史文本的叙事与分寸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但却无法选择历史。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从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史家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甚至将一部著名的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这种“历史”追求的是“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大势”，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大势”之下，所谓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个细节编织而成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历史的成败，魔鬼藏在细节里。“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任何历史都是由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创造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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